杜甫陷贼与为官时期（756年一759年）的生活
这一时期是从杜甫45岁到48岁。这是大唐帝国极端衰落，民族危机极端严重，人民灾难极端深巨的时期，也是杜甫生活极端危难的时期。时间虽短，艺术成就却大。
天宝十四载（755年）11月安禄山之乱爆发了，由于禄山部下多胡人，于是本来已趋尖锐化的阶级矛盾转变而为民族矛盾。新的形势在杜甫面前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来救亡图存。经过一度逃难，756年8月，他听说李亨（肃宗）即位灵武，便把家小撇在穌州的羌村，只身奔赴国难。不料中途为胡兵所俘，被押解到长安。在这里，杜甫亲身感受了亡国的痛苦。他亲眼看到胡人的烧杀淫掠，却不敢哭出声。《哀江头》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尽管处境很危险，但杜甫所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安全，而是祖国的光复，特别是军事上的情况。这年10月，房瑁惨败于陈陶斜和青坂，杜甫写了《悲陈陶》和《悲青坂》两首诗，对于当时为国牺牲的烈士们致以衷心的哀悼，给予他们以"义军"的光荣称号："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他又担心芦子关没人把守，恨不得有人去提醒李亨："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寒芦子》）在这种极端的忧虑和悲愤下，杜甫竟致"愤惋成疾"（《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头发也全白了："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遭乱发尽白！"（《同元使君舂陵行》）
杜甫的热爱祖国是经得起考验的。757年4月，他终于冒险从小路逃出长安回到当时政府所在地——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喜达行在所》）这是他逃出后痛定思痛的回忆。"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是他见李亨时的自我写照。
脱贼之后，他做了左拾遗，这是一个可以向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谏官。但就在刚刚做左拾遗的那一个月（5月），杜甫因为上疏营救房頊的罢相，触怒肃宗，亏得张镐打救，方免一死。肃宗既厌恶杜甫，这年闰八月便特许他回穌州去探视家小。杜甫当时很留恋，实际上倒给了他一个深入民间的机会，等于做了一次"创作出差"。有名的《北征》和《羌村》便是从这次"出差"创作出来的。《羌村》第三首："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杜甫和劳动人民哭在一起的动人的形象。农民们对他，也十分随便。
757年9月，长安克复。11月，杜甫携家至长安。尽管肃宗讨厌他，但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一直没放弃他的谏官职责，这从"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明朝有封事（密奏），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等诗句可以得到证实。前人曾根据杜甫这些诗句和岑参作比较，《唐宋诗醇》卷四十一引"老杜补遗：""肃宗至德初，子美为拾遗，岑参为补阙，或问二人孰贤？余曰子美贤。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诗知之。子美之诗曰：'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参之诗曰：'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至德初，安史之乱方剧，朝野骚然，果无阙事时耶?"这评判应该说是很公平的。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又曾将杜甫与杜牧相比较："老杜省宿诗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盖忧君谏政之心切，则通夕为之不寐，想其犯颜逆耳，必不为身谋也。杜牧之诗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谏垣。奏章为得地，断齿负明恩。金虎知难动，毛贅亦耻言。撩头虽欲吐，到口却成吞。‘至与人论谏，尤可怪，谓'谏杀人者杀人愈多，谏畋猎者畋猎愈甚'。是欲箝天下忠义之口，有臣如牧，国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谓牧之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何耶?"（卷十一）从两相比较中指出杜甫的"必不为身谋"，也是能使人信服的。（郭老说杜甫"是在过分粉饰自己。既已'避人焚谏草'了，何以又写进诗里，自我表扬?"按此论未免过苛。杜甫这样做，其意本在不求人知，事实也是这样证明的，他没有留下一篇谏书。他这样做，就这样写，怎能说是"粉饰自己"？）
由于杜甫的好管"闲事"，758年（乾元元年）6月，肃宗便贬他做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的祭祀、学校、选举等文教工作。"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出金光门》）可见当时杜甫依然是不胜留恋的。但实际上，他倒又一次地得到深入民间的机会，做了第二次的"创作出差"，到那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文学源泉中去。有名的"三吏""三别"，便是759年春他由洛阳回华州的一路之上所看到的广大人民惨痛生活的写真。由于战争性质的不同，这已不是向外侵略而是反侵略的卫国战争，也由于杜甫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传统教训，能够把整体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放在暂时利益之上来考虑问题，所以在这六首诗中，对于战争的态度是和以前"非战"不同的。他一方面根据当时人民固有的"同仇敌代"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鼓励人民参战，有时借新娘子的口说话："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杜甫看得清楚：没有人民的参战，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但朝廷如果不顾人民的死活，自掘坟墓，人民也就很难参战，国家还是要灭亡。所以杜甫在另一方面则大力揭露当时兵役的黑暗，并直接痛斥统治者的残暴："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所谓"天地"，实即朝廷。
759年是杜甫生活最艰难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这年的7月，杜甫弃官不做，由华州往秦州（甘肃天水）。弃官的原因，《新唐书•杜甫传》说是因为"关辅饥"。其实还有他的政治原因，这就是他对当时的政治和统治者都感到绝望，觉得"无能为力""不可救药"。所以他在《送樊侍御》诗中曾说："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口头上说恨自己无才，其实是恨肃宗的昏庸。《秦州杂诗》说："唐尧（暗指肃宗）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恨意就更明显了。这种对统治者的憎恨，正是杜甫主动地走向人民的契机，使他终于摆脱了"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的圈牢式的狭隘生活。
杜甫到秦州之后，还是活不下去，只得带着家小再投奔同谷。谁知到了同谷，生活更苦，全家几濒绝境。这时正是大雪封山的严冬，为了觅取食物，杜甫只得穿着短衣，扛着锄头，到深山去挖"黄独"（山芋）。《同谷县作歌七首》第二首写道："长镣长镣白木柄，吾生托子（长镌）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真是"惨绝人寰"！通过实际的生活体验，杜甫第一次体会到并道出了劳动工具的巨大作用。为了解决一家生活问题，12月1日，他复由同谷往成都。
这一时期虽只四年，但由于生活充实，佳作也最多。在诗体方面，则多用五、七言古体。
来源：根据萧涤非著, 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网络公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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