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漂泊西南时期（760年一770年）的生活
这一时期，包括杜甫从49岁到他死时59岁的11个年头。这是大唐帝国继续衰落的时期，所谓"胡灭人还乱""天地日流血"，也是杜甫继续吃苦的时期。但有一点和以前不同，就是他已由不自觉地吃苦变而为自觉地吃苦。本章开首所引的两句诗便是这时写的。"吾道属艰难"，杜甫已看穿了按照他自己的道路走去那就只有吃苦，所以又有"我辈本常贫"（《寄薛三郎中》）的话。这正是杜甫通过痛苦的生活实践所得到的认识，所炼成的顽强性。
759年冬，杜甫由同州到了成都，第二年春，在成都西郭盖了一所"草堂"，正式开始了他的"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同时也开始了他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为农"生活。他写了一首以《为农》为题的诗，正是他这一新的生活的标志。
对于杜甫的"为农"，我们应有两点认识：第一，他的为农不是逃避现实、逃避政治的，和一般山林隐士不同。杜甫始终关心政治。他的为农，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一方面也未尝不想通过他的在野的身份，所谓"野人""野老""狂夫"等，来取得较多的对于当时政治进行批判的自由，至少在客观上是起着这种作用的。像上面引到的那两句诗："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口吻和态度，是颇为不逊的，如果不是已弃官不做，便写不出来。又如《忆昔》诗讥肃宗怕老婆，骂李辅国为"小儿"，如仍在朝做官，恐怕也不敢这样"放肆"。第二，他的为农不是挂招牌的，和一般田园诗人不同。他是的的确确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劳动生产。他养鸡养鸭养鹅，种药种菜种竹种树。他选种树木的标准有二：•是道德标准。他种松种竹，就是因为松竹具有坚忍不拔的品质可做精神食粮。所以说："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客堂》）又说："欲存老干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觅松树子栽》）可见杜甫的爱种松竹，并不是偶然的、毫无意识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要想向一切罪恶宣战，就必须不畏艰难，就必须具备凌寒耐冷的松柏精神。白居易说"养勇期除恶"，这正是古人养勇的一种办法。白居易就是把松树当做"嘉宾""益友"。什么是"存"，即存之于心以自警自励。另一是经济标准。他种棺，就因为"饱闻植木三年大"，他种桃，也是因为它"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他经常怀着关切的心情在园子里各处察看自己栽的一切果木，"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他宁愿开罪来访的客人。
一个热爱劳动的人，也一定会热爱劳动人民，所以杜甫从这时起最爱和"野老田父"来往，野老田父也常常送他东西，这从"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和"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等诗句可以看出。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天真的结合更充分体现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中。而对于达官贵人，则是宁愿害病也不愿看见他们。因此，尽管他这时生活比较安定，还是写了不少替人民说话的诗。
762年7月，因避徐知道之乱，杜甫漂泊到梓州（三台）和闻州，直到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才回到成都草堂。严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人又称杜工部），并拉他做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杜甫迫于友谊，只好"白头趋幕府""束缚酬知己"。但不到半年（765年正月）还是辞了职。这年4月，严武死了，杜甫不得不最后离开他的草堂再开始漂泊。（杜甫最后离开成都在严武之死以前或以后，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成都和梓州的五六年间，杜甫的生活还是很苦的，他盖的是老棉絮："布衾多年冷似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穿的是破衣、破鞋："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春日江郊》）孩子们也因缺少营养而患贫血："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有时孩子们饿得乱蹦乱叫，他只好叹息说："痴儿不识父子礼，跳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而最使他难堪的是不得不"强将语笑供主人"。所以，他曾伤心地把自己比做"苦摇求食尾"的"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此外，他还写到他自己的骨瘦如柴的形象："穷愁但有骨，群盗尚如毛。"（《王间州筵酬十一舅》）又说："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由此可见，即使在这段生活里他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舒适。
765年5月，杜甫离开成都草堂。经过嘉州（嘉定）、戎州（叙府）、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766年4月再度漂泊到夔州（奉节县）。在这里他住了将近两年。
他这时的生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体力劳动，继续成都时的"为农"生活。由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他在"东屯"租得一些公田，在"漠西"买有40亩果园。他请了几个雇工，同时自己也开始"耕稼学山村""治生且耕凿"和"深耕种数亩"的生活。杜甫自困守长安以后，就一直为肺病、疟疾、头风、风痹等症所缠绕，这时他已是一个半残废的老头了。"缓步仍须竹杖扶"（《寒雨朝行视园树》）、"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便是诗人这时的形象。和"射飞曾纵腔"的壮年时代完全不同了。尽管如此，他仍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这从"老夫自汲涧""巡圃念携锄"和"细雨荷锄立"等诗句可以看出。
杜甫在夔州生活的另一面是脑力劳动，即大力写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写了437首诗（当然还有亡佚的），差不多占现存诗的总数的30%，平均每月约写20首。所以夔州时期又可以说是杜甫诗的丰收时期。这也充分说明杜甫的勤恳态度。丰收的原因是：
首先，他这时物质生活条件较好，虽然有时还不免"囊空把钗钏，米尽拆花钿"，门也是歪歪斜斜的，所谓"缚柴门窄窄"；篱笆也不完整，以至于"缺篱将棘拒"（俱见《秋日夔府咏怀》），但生活一般还安定，使他能静下心来从事写作。
其次，夔州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杜甫自己接近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提供了他的诗以新的题材。他不但看到夔州江山的险丽，也看到夔州人民的穷困，前人说："天欲少陵传秀句，故教迁谪上瞿塘。"其实夔州风景的描摹只是杜甫这时诗作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一面。
再次，杜甫生活经验异常丰富，接触面很广，生活素材的贮存量很大，过去奔走衣食，没得到充分运用的机会，而今正好消化一下，所以便把过去一切经历，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细节，来一番"反刍"，写成不少传记体的回忆诗。有的是自传，如《壮游》《昔游》《遣怀》《往在》等；有的是记人，如《八哀》等。这可以说是杜甫这一时期作品在内容上的一个特征。在诗的体裁上，则律诗占多数，百韵的长篇排律也是这时出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律诗，因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和《又呈吴郎》等，都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和他以前的诗人专门拿七律作歌功颂德的工具，完全不同。同时，杜甫还进一步注意到"诗律"的问题，并创造了"拗格"律诗。
768年正月，杜甫想回家乡，于是离开"夔府孤城"，乘着他自备的一条船漂到了湖北的江陵。不料道路阻梗，只好顺流而下，于是又漂到公安。不料公安也没有"东道主人"，只好又漂到湖南的岳阳。从此又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的生活。杜甫这时处境更艰难。不但一般人对他冷淡，连亲友都不睬他了。所以当他只身登上岳阳楼时，不禁沉痛地说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没办法，只好再向南漂到潭州（长沙）去。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生活艰难，或者说正由于生活艰难，杜甫的眼睛始终是注视着人民的。他一路之上，写了《岁晏行》《遣遇》《客从》《宿花石戍》等反映人民痛苦的诗。他把统治阶级的一切苛捐杂税概括成五个字："索钱多门户！"他把战乱带给人民的一切灾难也概括成五个字："丧乱死多门！"所以，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杜甫的整个漂泊生活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一次长时期的"创作出差"。没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印象，杜甫也就写不出新的诗篇。杜甫晚年在夔州有时不免感到诗兴枯竭的苦闷，他曾经说："诗尽人间兴，应须入海求。"这苦闷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脱离现实的想法，是多少和他那时比较固定而闭塞的生活有关的。当然，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创作旅行"，而应更进一步地深入生活。但不应以此要求古人。
770年（大历五年）4月，臧顼■在潭州作乱，杜甫逃往衡州。这是他最后一次的逃难。真如他自己说的"干戈送老儒!"他原想坐船往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但遇涨大水，只得停泊"方田驿"，有五天没得吃的（《呈聂令》诗："半旬获浩璟"）。这是杜甫最后一次的挨饿。方田驿（地名不见县志，已难确指为何地）属耒阳县，当时县令聂某听到杜甫为大水所困的消息，便派人送来酒肉，算是没有饿死。杜甫有诗表示感激。这是他最后一首为谢人饮食而作的赠诗。（杜荀鹤诗："县宰不仁工部饿"，那是错怪了聂令。）
由耒阳往郴州还有两百多里，又是逆流而上，大水又未退，一时难以前进；再则杜甫主观上本不想再往南走，"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师序》）应该是唐人一般的看法。所以杜甫便改变了计划，觉得还是北归的好，于是便折回潭州，故有《回棹》诗。就在这年冬天，他死在由潭州到岳阳的途中，他自己的一条破船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是他力疾写成的一篇绝笔。从这篇绝笔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诗人临死时的苦难形象："乌几层层缚，鹑衣寸寸针。"他一身破烂！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诗人那种"穷年忧黎元"的伟大人格："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他表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关心！"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他流了他最后的一滴泪！
在人民受着压迫、剥削、奴役的封建时代，一个诗人却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而歌唱，他的生前落寞，身后萧条，是肯定了的。棺材自然运不回去，他的儿子宗文、宗武只好把灵柩权厝在岳州昌江县（现为平江县）的小田村。一直到813年（宪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宗武所生）把他的遗体归葬偃师，并请求诗人元稹作墓志铭，距他的死已43年。
杜甫有很多哭人的诗，然而一尽管他在当时已是"新诗海内流传遍""大名诗独步"的作家，却竟没有一个哭他的人，我们竟找不出一首当时人哭他的诗。这也就给后来关于杜甫之死的谣传一个活动的机会。有的说杜甫吃了聂令送来的牛肉白酒，"一夕而卒"（郑处诲《明皇杂录》）。有的说杜甫"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李观《杜传补遗》），都是荒唐无稽之谈。可是令人不无遗憾，傅庚生先生也说："杜甫的惨死，恐怕是真的，不管是饮死还是溺死，这是'辩'不倒'讳'不住的了。"又说："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像屈原一样怀沙自沉了的，不过别无佐证，不能故作惊人之论。"（《杜甫诗论》第39页~40页）我们认为：杜甫到底如何死的，这问题还小。至于为了为溺死一说找理由，不顾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个人身世，怀疑他会像屈原一样怀沙自沉，那杜甫在他的《赠鲜于京兆》一诗中曾把杨国忠比做汉丞相公孙宏，所谓"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平津，即封平津侯的公孙宏。这还没有什么，因为公孙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在《进封西岳赋表》中，竟把杨国忠说成天生的贤俊，说什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时杨国忠为宰相，守司空）"。这就真有点歌颂得不像话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杜甫在他的《兵车行》里，曾经露骨地攻击了杨国忠和唐玄宗的开边藝武，同时在《丽人行》中更无情地嘲讽了他和虢国夫人的荒淫无耻。同是一个杨国忠，为什么杜甫对他的态度这样自相矛盾呢？很明显，这就是由于杜甫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他不仅看到杨国忠荣华富贵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他的丑恶和罪恶的一面，克服了他对杨国忠所抱的个人的狭隘的目的，因而产生这种既捧之又骂之的矛盾现象。对整个统治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这种自相矛盾，正是杜甫前进的动力。因为杜甫出身于有着官僚传统的家庭，是个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按照他的阶级本能对封建统治阶级本来有着很大的向心力，存着很大的幻想，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上来就痛恨封建阶级的，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是一个进步的诗人。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自我批判，使他逐渐地克服了他的本阶级的落后性，使他逐渐地由一个在主观倾向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皈依者，变而为它的敌对者和攻击者。如他自己所说的"疾恶信如仇"。杜甫后来在《北征》中骂杨国忠为"奸臣"，便是这矛盾发展的结果。经验愈丰富，观察愈深入，矛盾也愈尖锐，批判也愈彻底，进步也就愈大。但是，不应忘记：在不合理的封建阶级社会，丰富的经验的获得，是和吃苦分不开的，是经常要以诗人的多灾多难为代价的。
第二，正是这种艰苦生活，培养了杜甫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同样，由于生活的逼迫，使杜甫首先在物质地位上接近人民生活，差不多和人民处于同一的可悲命运，从而使他有可能，或者说有资格向人民靠拢，并进而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热爱人民。
毛泽东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岀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岀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三巻，第892页）杜甫的爱农民也正是从他的生活实践而来的。可以肯定：在生活上远离人民的人，不但不可能热爱人民，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接近或靠拢人民，因为人民首先就看你不顺眼，把你看做他们的敌人。我们也不妨举个例，和杜甫同时并得到杜甫表扬的诗人——元结，曾写有一首《喻滾溪乡旧游》的诗，在这首诗里，曾说到漂溪人民对他的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往年在漂滨，漂人皆忘情。
今来游漂乡，漂人见我惊。
我心与漂人，岂有辱与荣？
漂人异其心，应为我冠缨（做官）！
昔贤恶如此，所以辞公卿。
同是一个元结，为什么漂溪人民以前和他那样亲近而后来却见他有些怕呢？元结自己做了回答，这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做官，而后来则是一个"冠缨"人物，是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人物，所以老百姓看他不顺眼。十分明显，假如杜甫真的飞黄腾达，腰金衣紫，那即使他主观上想和人民接近，人民也是要惊而却走的。这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在生活上和人民接近的血缘关系，使他有可能热爱人民并得到"人民默默无声的帮助"！刘熙载《艺概》卷二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穷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要做到"物我无间""如病在身"，就必须有这种生活实践。
第三，正是这种艰苦生活，提供了杜甫的诗作以丰富的题材，并使得他的诗的主题获得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政治意义，从各方面来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从而取得"诗史"的称号，成为时代的纪念碑。
斯大林说："形象和事件是不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臆造的，必须从生活中汲取——研究生活吧。向生活学习吧!"（转引《苏联文学中的典型性问题》）这原理是已为古今无数作家所证实了的。李白说："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古风》十四）高适说："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假如他们不见不闻，便不可能反映人民的形象和事件。从杜甫的创作过程来看，那就更为明显：每当杜甫走出书房、离开皇帝，向人民靠拢，和人民结合的时候，也就是他的诗篇大放光芒的时候。而每当他守在书房里或皇帝身边时，诗思也就枯竭，写出来的作品也就显得黯淡无光。举例来说，譬如从757年5月到759年7月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杜甫是在做着官的，但由于一再地得到深入民间的机会，接触了人民的生活，因而尽管做着官也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像《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一类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反之，从759年到770年的11年间，杜甫除了中间曾有几个月做过严武的节度参谋外，就没有做过官，一直是一个在野的布衣，但由于总是住在城厢附近，生活比较安定，虽说并没有完全脱离人民，但也没有怎样深入人民生活中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及前一时期，所以在这一时期里，他虽然也写出了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好诗，然而却再也写不出像"三吏""三别"那样肉血饱满的诗了。
从这里，从杜甫的生活和创作的息息相关的关联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领会到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谆谆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必须长时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道理。诚然，生活是丰富多样的，但也绝不是什么生活都一样！过去封建文人说杜甫晚年的诗不如中年，是由于才气衰减，那都是唯心论的说法。我们在篇首已经引过鲁迅先生论天才的话了。
其实，关于人民群众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杜甫自己早就意识到，如《览物》诗："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所谓"潼关诗兴多"，便是指的759年写作"三吏""三别"时的那段富有斗争意义的生活。
此外，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还增强了杜甫诗的感染力，使作品的思想，饱含着肉和血。同时也丰富了他的语言。人民的语言的大胆、广泛地使用，如果没有密切接触人民的生活做基础，也是很难想象的。
总之，杜甫是在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他那伟大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源，亦即他的创作的根源。
时代环境和个人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然是首要的。但作家的思想，他的世界观，也有很重要的作用。譬如安史之乱，并不只是杜甫一个人生活于其中，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亲眼看到亲身受到这场灾难，拿当时有名的诗人王维来说，他就曾被安禄山拘留在洛阳，也曾看到并写出那"万户伤心生野烟"的惨象。可是，除了这七个字以外，他就没有留下其他的时代痕迹，安史之乱以后和安史之乱以前，从他的诗中简直找不出什么差别。这就是一个思想问题了。
来源：根据萧涤非著, 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网络公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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