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思想的历史根源
在叙述这一节之前,我们先谈一谈思想的作用。

鲁迅先生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先生说的是美术家,同样也适用于诗人和一般文艺工作者。可见思想和人格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
尽管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所谓"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有着不同的涵义,但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具有的条件之一,却是从古到今没有什么不同的。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也就是因为他具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进步思想对于一个作家之所以重要,这是由于艺术作品都是人类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都不能不透过作者的思想来表现,而思想本身对于存在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有它的坚持性和能动性。它能够帮助一个作家的前进,也能阻挠他。所以虽然同处于一个大时代环境里,而且有着差不多相同的生活经历的两位作家,但由于他们各自原有的思想基础的不同,却不一定都能写出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不妨再以王维为例:他和杜甫同样经历了安史之乱,而且亲身受到安禄山的压迫,亲自尝到亡国的滋味,可是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出那个时代的面貌和他的民族意识。他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动和惨痛的经历,一股脑儿葬进了这样的两句七言诗:"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什么原因使得王维这样把活生生的现实一笔勾销呢?不是别的,便是他那个落后的佛家思想("空门")在作怪。原来他是一个所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和"晚年惟好道,万事不关心"的"四大皆空"的佛教信徒。这种先入的、既成的消极思想反作用于客观现实时,自然要腐蚀他的民族意识和斗争情绪。从这一反面的例证,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思想的作用。
杜甫的进步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和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环境,特别是和他那种长时期与时代环境密切结合的艰苦生活(社会实践)是分不开的。但,这只是一面,虽然是主要的一面。因为杜甫的思想,由于幼年所受教养的关系,还有它的继承前代传统思想的历史根源的另一面。这历史根源,便是儒家思想。杜甫的思想,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来发展的。
我们用不着搜求,也不必讳言,因为杜甫自己就是自始至终都以儒者自居的。他早年,但自称"儒",例如:
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
晚年,当他已切实感到"儒术于我何有哉""儒术诚难起"时,不免气愤,则多自称"腐儒:"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閘脩。(《江汉》)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辜亦栃腐儒餐。(《宾至》)因年已老大,有时也自称"老儒":
社稷缠妖气,干戈送孝憊。(《出江陵南浦》)
愿见北地傅介子,孝辭用尚书郎。(《忆昔》)
我们不必多举,即此可见,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
我们知道,儒家学说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杜甫为什么竟能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以一个"儒家者流"而成为伟大的作家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儒家思想虽然属于封建思想体系,并且在两汉以后,一贯地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儒家学说中也存在着若干可取的优点。总的说来,便是那种主张"入世"、主张"有为"的积极精神。这是儒家学说不同于也是高出于佛家和道家的地方。因为佛家道家,都是主张"出世",主张消极无为,主张一味逃避现实的。杜甫在他的人生态度上正接受了儒家这一精神,很有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性。这就使他能够经常正视现实,即便是在不断的失望中,在极端的困难中,也从不感到绝望,希图出世。
第二,儒家学说虽然主张"尊王"和"忠君",但同时也主张"节用爱民",反对暴君"独夫",反对过分剥削,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它虽然轻视劳动人民,但同时也说出了"民为邦本""民为贵"的真理。在对外政策上,它主张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即所谓"柔远能迩""协和万邦";当外族入侵时,它主张抵抗,即所谓"攘夷"。在文化教育上,它主张"有教无类"(这一主张在唐太宗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同时在个人修养上,则主张要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性。杜甫说:"儒术岂谋身?""儒冠多误身!"正说明了他对儒术的评价和服膺儒术的动机。杜甫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伪儒。所以他说"礼乐攻吾短",又说"斯文亦吾病"。比如杜甫集中,几乎没有艳情诗,这和他的服膺儒学就有一定关系。
正因为这种实践精神,使得儒家学说中一些带有进步性的思想在他身上发生了进步的作用。然而,任何带有进步性的思想都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矛盾的,历代统治者都只是利用儒学来作为粉饰太平和欺骗人民的工具,他们需要的是伪儒。杜甫的碰壁在此,这就是王维所说的"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然而杜甫的伟大也在此。
第三,杜甫不仅是继承了儒家思想那较好的进步的一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儒家思想中落后的一面,在某些点上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说教。首先,他批判了儒家所谓"明哲保身""穷则独善其身"一类的为个人打算的人生观。他敢于正视现实,批评现实,也要求改变现实。在任何穷困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停止他的呐喊。他从不看风使舵,畏首畏尾。他自己不怕牺牲,并经常劝朋友们要"临危莫爱身"(《奉赠严公入朝》)。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他批判了儒家"中庸"的作风和所谓"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当然,杜甫并没有写过什么反中庸、反温柔敦厚的文章,然而他的实际行动和他的全部作品,特别是那些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作品,都极其雄辩地证明了这点。儒家教人要"不为己甚",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要"故者不失其为故",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怨天,不尤人"……所有这一套腐朽的论调,杜甫在很大程度上都扬弃了。他不是"不为己甚",而是"嫉恶如仇"。他不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是无情地尽情地揭露。差不多所有当时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爪牙的罪恶,在杜甫诗中都得到铁案如山般的记录,都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连皇帝的怕老婆,也没有能逃脱杜甫的嘲讽(《忆昔》诗:"张后不乐上(肃宗)为忙")。有许多的诗句都是"怒目金刚式"的。房頊是当时比较正派的一个宰相,也是杜甫的老朋友,但陈陶斜之败,杜甫并没有为他遮掩,还是写了《悲陈陶》的诗。此外,儒家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杜甫也完全不是这样(这点下面还要谈到)。所以封建历史家说杜甫为人"性褊躁,无器度"(《旧唐书•杜甫传》),正因为他违反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这是无足怪的。
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使他对一切问题的看法也能超越他本阶级的偏见而接近人民的观点,含有较多的唯物论因素。其次是由于他的带有革命性的学习态度。他对孔子并不是偶像式的盲目崇拜,他曾很不客气地直斥"大圣人"之名,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少封建文人和注家都纷起责难,说什么"有伤名教","其词未可以为训",其实这种反封建传统的精神正是杜甫前进的动力。
由于杜甫一方面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干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
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对于他的生活并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可以不多说。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这首先是由于杜甫那种艰难困苦的物质生活使他不可能接受这种不劳而食的懒汉思想。如《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云:"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家里等着米下锅,和尚的"经"再说得好,也听不下去了。其次,也由于杜甫那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使他在主观上、在思想感情上不肯接受。如《谒真谛寺禅师》云;"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他可以不作诗,也可以不饮酒,但要他割下妻儿去出家,却办不到。这都充分说明佛家思想对杜甫实无若何影响,虽然他并非不懂得佛学。
来源:根据萧涤非著, 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网络公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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