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困守长安时期（746年一755年）的生活
这一期是从杜甫35岁到44岁。这是大唐帝国渐趋衰落，统治阶级日益腐朽，人民日益痛苦的时期，也是杜甫生活逐渐走向艰难的时期。对创作来说，则是他走向文艺的惟一的源泉、走向现实主义的一个关键。
我们先看他的政治生活。
杜甫来长安的目的，自然是要做官，老实说他还想做大官，因为他想通过做官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他也有他的政治品质："独耻事干谒。"（《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然而这种抱负和品质，在封建社会却正是他到处碰壁的根源。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一班混蛋，不是要"致君尧舜上"而是要致君桀纣上，不是要"再使风俗淳"而是要加紧地剥削人民。李林甫为了保持自己的相位，竟至不惜培植安禄山等飞扬跋扈的蕃将。这班混蛋，需要的不是什么贤才，而是奴才。所以，当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时，李林甫便一手扼杀了包括杜甫和元结在内的所有这次应诏的人选，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
我们知道，唐代重诗。所以除了公开考试之外，向各别公卿们投诗，也是谋求官职的一条道路。这种以"投诗"为干谒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大家也许不认为是一种什么"不可告人"的可耻的勾当。相反，倒是认为"以文得禄，亦足为荣"（白居易《日试诗百首田夷吾、曹踏等授魏州、兖州县尉制》）。但是，通过投诗来取得功名的固然也有，失败的还是占绝大多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一诗中看到："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菇。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杜甫应诏失败之后，政治抱负且不去说，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他开始向达官们投诗，如《奉赠韦左丞丈》《赠翰林张学士》《赠起居田舍人澄》《投赠哥舒开府翰》《奉赠鲜于京兆》《上韦左相》等，希望得到他们的汲引。他甚至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心意通过鲜于仲通向杨国忠发出"有儒愁饿死"的哀号。但统治阶级是不会关心诗人的死活的，杜甫没有，也得不到公卿们的"一字书"，所以尽管这些诗写得"格调精严"，也只算白写白投了。
"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杜甫无路可走，最后只好"毛遂自荐"。他在天宝十载和十三载先后两次向唐玄宗献赋（其实也就是投诗），结果虽得到玄宗的赏识，博得"词感帝王尊"的虚名，但仍未取得一官半职。（按岑参《送祁乐归河东》诗："往年诣骊山，献赋温泉宫。天子不召见，挥鞭走从戎。"可见献赋，亦当时常事。）
有一点值得我们为杜甫指出，就是在他困守长安的最后一年（第十个年头），统治者任命他做河西尉而他竟坚决地拒绝了。县尉这种小官虽有它坏的一面，如高适说的"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人民）令人悲!"（《封丘作》）但从个人利害来讲，它又是一个肥缺，因为它是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可以通过"鞭挞"进行敲诈勒索。所以岑参《送张子尉南海》而警告他说："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唐代官吏有不少是从县尉发迹的，杜甫诗友高适、岑参就都做过县尉。（我不是说他们也贪污。）唐代县尉的俸禄多少，我们虽不详，但据白居易诗："王夫子，送君为一尉，东南三千五百里。道途虽远位虽卑，月俸犹堪活妻子。"看来养活家小还是办得到的。杜甫在长安足足熬了九年，现在他却情愿"饿死"也不肯做这种鞭打人民的官，这种纯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按唐时县尉自身亦有时不免受鞭挞，但主要是鞭挞人民。）除上引高适诗外，白居易也说："臣近为畿尉，曾领和汆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议和汆状》）并足为证。由于他的拒绝，统治者才改派他做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对诗人杜甫原来的政治抱负来说，简直有点滑稽。但总比靠鞭打人民来生活要强得多，所以他很幽默而伤心地说了一句"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然而，当杜甫"官定"之时，差不多也就是禄山造反之日。所以整个说来，杜甫的政治生活是非常失意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杜甫这一期的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的长期失意，给他带来了日益加深的物质生活的艰难。和第一期不同，他开始"卖药都市"，遭人白眼，过着乞丐式的屈辱生活：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
他开始挨饿受冻: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杜甫曾住在长安东南郊杜陵附近的少陵，故自称"杜陵野老"。有时也自称"少陵野老"或"杜陵布衣"。他这时又常常说到饿死：
纨袴不够蓉，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
有儒愁城丢，早晚报平津。（《奉赠绊于京兆》）但觉高寂香鬼神，焉知够乎填沟壑。（《醉时歌》）
而在这时期的末一年，他的幼子也确实是饿死了。由于饥寒交迫，他开始为病魔所缠绕：
疟彷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肮，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和读书游历时期的杜甫，完全是另一副形象了。
然而，这种职业上的政治生涯的失意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生活的贫困，却正是杜甫在诗歌上的政治性的加强。因为使他有可能深入现实，接近人民，认识当时政治的罪恶本质，从而在写作大量的投赠诗的同时也陆续地并愈来愈多地写岀了像《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一类为人民而歌唱的辉煌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是第一期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来源：根据萧涤非著, 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网络公开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