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清时期杜诗批评述略
杜甫一生勤奋创作，但在他生前，作品未为时人充分重视，正如他自己所喟叹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其诗友如李白、高适、岑参等，均未见有直接评论杜甫诗作的话户中唐前期，润州刺史樊晃编杜T部小集，仅得二百九十篇，谓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钱注杜诗》录附）e这个小集，为见于记载的流行最早的本子，宋人得见而今已不存。樊晃称杜甫"当今一人而已"，晃为大历间人，而较早于此，另一位评论家李阳冰在《草堂集序》则称李白"千载独步，惟公一人"；似乎在中唐以前李、杜已经齐名。事实上李白诗名早著，杜甫的名声地位，在当时不能与李白相提并论。樊晃的评价在当时算是难得的高见卓识了，然毕竟说得极抽象。故，"在杜甫的生前身后，还谈不到杜诗的研究"（廖仲安《论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论丛》3辑）。
杜诗的价值被人们所普遍承认是在中唐，杜甫逝世四五十年后。唐朝由盛转衰，笼罩社会的是一派抑郁不安，人们于是开始发现了杜诗的价值：其忧国忧民的激情，揭露时弊的史笔，深沉博大的胸襟，与当时关心着国家进步的人息息相通。其中关键人物是元、白和韩愈。
韩愈及其周围的一群作家，都推崇李、杜，以李杜并称。孟郊《戏赠无本》："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
韩愈《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自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
《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皇甫提《题梧溪石》："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
……
杜甫名声的显赫，肇自元、自的榆扬。元稹《杜君墓系铭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谓其'尽工尽善，又过千李"。元白主要揭示了杜甫反映现实诗篇的意义，肯定其写实精神也肯定了他是一位题材、风格、体裁多样的集大成作家，从诗歌史发展上肯定其地位和贡献。但对文学与政治等关系的理解则不免有狭隘处。韩愈强调"万类困陵暴"，指出在诗人笔下"物无隐形"，则已注意到从表现方法的角度赞扬杜诗的艺术成就。
此后中晚唐时代人，大抵都是李杜并称，同样推尊。如杜牧《冬至H寄小侄阿宜诗》："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李商隐《漫成五歆》："李杜操持事略齐。"皮日休《郢州孟亭记》："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陆龟蒙、司空图等皆持此论（详参《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
杜牧谓"李杜泛浩浩"，又说"少陵鲸海动"(《雪晴访赵瑕街西所居三韵》），已注意到其艺术风格，诗中浩淌之气魄。皮日休指出其继承建安传统（抒情、叙事结合、面对现实生活的诗风），然皆泛论。
这时的评论，总的说来，都是片言只语，点滴感受，终唐之世，未有深人的研究可言。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九种未选杜诗；韦庄《又玄集》选人七首，也非其优秀代表作。顾陶《唐诗类选》选入大量杜诗，但此书不传，从宋人著作中所记录其异文看来，多为近体。
唐末孟菜《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五代刘呴《旧唐书·杜甫传》录元稹《墓系铭》之论而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可知到唐末五代动乱时代，对杜诗社会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愈来愈深入。
宋代，是杜诗研究兴盛的时代。
宋初西昆体盛行，崇尚淫侈浮华诗风，杜诗尚不为时人认识和理解。宋仁宗赵祯景佑(1034一1038)、庆历(1041一1048)后，即宋立国七八十年之后，到南宋灭亡二百余年，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杜诗自然易于得到人们的理解，受到进步士大夫的重视和爱好。
宋人重视杜诗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以之鼓舞人心，挽救危亡：王安石《杜甫画像》："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隄媳。"是深入理解了杜甫的思想和人格的。他编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四家诗以杜为冠。他赞太白"豪放飘逸"，但又批评"白识见污下，十首九首说妇人与酒"(《菩溪渔隐丛话》。或作"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冷斋夜话》。）
苏轼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珅绝世之姿凌跨百。代"《（书黄子思诗集后》）又称"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集序》）高度赞扬杜甫的同时，主要也从政治思想上批评李白"岂济世之人哉"（《李太白碑阴记》）。
南北宋之交，著名政治家、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尤聊，一见于诗。旬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殆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千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是对经历遭际相同、思想感悄千是共鸣的绝好说明。他认为杜诗"质胜文"，而太白虽"英豪盖一世"，其诗虽"豪迈清逸"，但"文而尤质"，从政治思想内容上批评李臼的弱点，反映他对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观点。
陆游是极为推崇李杜诗的，也常以李、杜并称。如《记梦》中旬："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嵩……肃然起敬竖发毛，伏读百过声嘈嘈。"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批评李自"识度甚浅"（卷六）。
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在狱中集杜甫诗旬为绝旬二百首，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集杜诗·自序》）可见杜诗中思想精神如何深深感动了他，可见其对杜甫爱国思想的极度崇仰。
宋人也特别突出宣扬杜诗中的儒家思想，尤其集中千"忠君"上。宋祁修《新唐书》，就说杜甫"为诗歌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谓"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封建文人甚至把杜诗与周孔思想直接联系起来，认定杜甫"深于经术"，将杜诗比附六经："子美深千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至于陶冶性灵、留连光景之作，亦非若寻常之所谓诗人者。元微之作《墓志》甚称，尚竟不能发其气象意趣。盖子美诗，自魏晋以来，一人而已。"（宋李复《淌水集》卷五）张戒《岁寒堂诗话》："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以上原因，也使学习师法杜甫成为一时风气。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开山祖师，文人学士中谈杜成风。《蔡宽夫诗话》（按：徽宗时人）载："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莫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
在这种风气下，宋人花大力气编订杜集，注释考证，编写年谱，考订史实，阐释诗意，盛况空前，以至有千家注杜之说。研究杜诗成为专门的学问，对杜诗研究做出极大贡献。北宋王沫编《杜工部集》二十卷（收诗1405篇），为今存最早版本，也是一切评注版本的祖本。南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都是著名的本子，治杜诗成就最大者。黄氏所编年谱，至今仍为研究杜诗重要依据。
所以说，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是榆扬杜甫的第一个高峰，研究杜甫的第一个高潮。程千帆先生更认为，"宋代诗人基本上是被笼罩在杜诗的巨大影响之内"(《杜诗集大成说》）。
必须说明的是，自元、白至宋人，对杜甫的榆扬，以至出现李、杜优劣之论，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论者的政治思想、文学观念密切相关的。如元白之主张"干预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即诗歌直接为社会政治服务，自然推崇杜甫；宋代内外矛盾交织，积贫积弱，自然推重杜诗的社会政治内容，忠君爱国之教化作用。然而从艺术上说来，他们是既标举杜、也标举李的。严羽认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自不能作。"(《沧浪诗话》）朱熹也强调"作诗先看李杜。""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朱子语类》）都是从艺术、诗法技巧上立论。
宋而后，由元至清，对杜诗研究不断，总体评价极高，杜甫与李白同领袖诗坛的地位，再未动摇。
金元时代，诗人学者对杜诗给予极高评价，并出现多种杜诗选本。
元遗山（好问）师法杜甫。"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其论诗绝句第十、十一首赞杜诗如"连城璧"，谓其"眼处心生句自神"，言杜长安之作皆即事抒怀有现实感受，故写得真切。又作《杜诗学》（不传．《遗山文集》存《杜诗学引》一文），批评前人注杜凿空、芜累，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千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翰翰，无有涯挨……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言其博大精深极尽变化之妙，诚中肯之论。
杨载《诗法家数》总论诗之发，谓展"老杜全集，诗之大成也"。
王若虚《淖南诗话》以为荆公对杜甫之评价"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为"天下之言也。"
元明两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深人了一步，对杜诗格律的研究，尤着功力，产生了一批研究杜诗格律的专著（如元张性《杜律演义》、虞集《杜工部七言律诗》专选释七律，赵访《杜工部五言律诗注》；明单复《杜律单注》，张誕《杜律本义》，张三畏《杜律韵集》，王维桢《杜律七言颇解》等等），选注、评点一类著作亦甚多：
明代，出现了某些贬抑杜甫的论调，如杨慎批评杜甫"直陈时事，类千汕汗"(《升庵诗话》卷十一），说"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愤愤"（《升庵外集》）。因此，当今学术界有人认为以杨慎为代表是历史上扬李抑杜的一派（裴斐《历代李白评价述评》，见《李自十论》），萧涤非氏则以为，即使杨慎等对杜也抑扬参半，根本得不出有抑杜扬杜两派的结论（《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杜甫传》）。我同意这后一种意见，升庵虽扬李，对杜仍极为推崇，并未否定，如讲李白"神于诗"杜甫"圣于诗"(《诗话》卷十一），可见。要求评论家给予百分百赞扬，不得有微词，不是客观的态度。明人注重诗歌艺术的研究，不像宋人着眼千济时治国，强调诗歌教化作用，而对李白多有批评；当时著名唐诗专家诗人学者都一致推重李杜。方孝孺《论诗》曰："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又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可见。明人研究李杜艺术上的创造，成就异同，有许多深刻见解。王世贞《艺苑厄言》谓："李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胡应麟《诗数》言："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H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然而，元明人研究杜诗之盛，仍远远超过对李诗的研究，这由现存大量杜诗注本即可知道（相对而言，李诗的研究著作甚少）。尤其到了明末，对杜诗的研究又逐渐拓开一个新局面，延及清代，形成研究杜甫、榆扬杜甫的第二个高潮，成为研杜的鼎盛时期，确立了杜甫诗家不祧之祖的地位。这个时期研究杜甫的专著大鼠出现，不唯踵武前人，集其大成，且多创新发明，使杜诗研究达到一个新水平。著名者如王嗣爽的《杜腋》，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等，在校勘考证系年、注释解意、评论诸方面，各有贡献，而以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贡献最为突出。
自唐迄千清末，有关杜诗的专门著述，见千著录者不下七八百种，至今有书可见者仍有二百余种，其中仅清代就有一百四十余种。著述之浩繁，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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