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甫评价的几个问题

关于杜甫评价的几个问题

自宋及清以至现当代，杜诗研究已取得极大成就，硕果累累。但万事万物都是个复杂矛盾体之存在，犹如太阳之有黑子，皎洁明媚的月色可以掩盖着污浊；加之不同的美学观念与殊异的艺术欣赏趣味都可以左右批评家的眼光，对杜诗相关问题的评价、见解的差别甚至对立，将是永远存在的。诗人及其诗作的研究永无止境，历久常新。对于一切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的主张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折中融汇，去取唯慎。本着这种态度，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个人之见，或介绍有关学者的论述，以为参考。

一、李杜如日月同辉，不当轩轾

李杜为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与纪实两种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是诗史上并峙的双峰。但历史上也产生过抑扬之论。天宝、大历间，李白名扬天下，杜则尚乏名望，这是他们的经历和诗作传播所使然，与褒贬抑扬无关。

一般认为，扬李之论，始于李阳冰，《草堂集序》谓："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批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这可视为是对李白的高度榆扬，认为抑杜则否。《草堂集序》作千宝应(7元62年)李白卒后。阳冰受白所托，为编诗集，"床上授简，俾予为序"，故极力赞扬，与论杜无关，当时杜甫还僻居西蜀，更谈不上有大的名声。宋人李杜评价中，有扬李者。《中山诗话》载有一条资料："欧公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超飞扬为感动也。"其《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曰："'落日欲没舰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鞘。'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千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文忠集·卷一二九》）很明显只是评说二人诗歌各有优长之处，并非涉及总体评价的优劣。读他的《感二子》诗："……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风凰世所惊。二物非能致太平，须时太平然后生。开元天宝物盛极，自此中原疲战争。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睁蛛。贤愚自古皆共尽，突兀空留后世名。"(《文忠集·卷九》）《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C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文忠集·卷五四》）则"不悦""不喜"之说似难成立。又如朱熹、严羽，历来都认为是扬李者，但也都没有明显抑杜之语。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5期）说严羽实扬李抑杜；蒋凡《严羽论杜甫》（《复旦学1报98》7.4期）则说严羽热烈赞扬杜甫。可以参读。世人又以为扬李抑杜主要在明代，杨慎是最突出代表，他称太白为"古今诗圣"(《周受庵诗选序》），"诗泣鬼神而冠今古"(《李太白诗题辞》），极力赞扬李白的天才及其诗歌的高度艺术性；又批评杜甫"直陈时事"的诗章"类于汕汗"《升庵集卷六十·诗史》），深致不满。然而事实上杨慎对杜也极尽赞扬，他在《评李杜》中说："杨诚斋（万里）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尤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千诗者与。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e'徐仲车云：'太自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升庵集·卷五十九》）这代表了他对二人不同艺术风范的认识和评价，难以得出厚薄、抑扬的结论。虽然个人的艺术喜好是可以不同的。

抑扬之议，始于中唐。扬杜抑李者，肇自元稹、白居易，其见解前文已有介绍。到宋代，王安石、苏轼、陆游等，皆竭力榆扬杜甫，他们都特别着眼于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而批评李白在这方面的不足。但在艺术上却同样称道。如东坡所云："杜子美、李太白以英伟绝世之资，凌跨百代，古之诗人尽废。"（《群书考索·续集卷十七·论诗》）排列先后可见推尚，似亦非有意贬抑。

李杜齐名，无所轩秷之论，自韩愈《调张籍》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批蚌撼大树，可笑不自最。"可见都是同样推尊。以后历代也都有相同之论。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自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是诗论家从艺术上做出的公正论析。黄庭坚说过："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黄山谷文集·题李白诗草后》）可知也持不当优劣莫能轩秷之论。明代诗论家王世贞、胡应麟都持此论。

细分析历代优劣之论，实与当时社会状况、论者的文学观点、政治伦理观念密切相关。如元白之主张诗歌"干预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即要求诗歌直接为社会政治服务，自然推崇杜甫。宋代内外矛盾交织，积弱不振，也必然首先看重杜诗的社会政治内容以为补时救弊之需。宋·蔡居厚《诗话》记载："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自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翁然一变……景佑、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千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菩溪渔隐丛话》上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杜甫为宋人推尊在宋立国百年之后，即北宋中后期，艺术观念也"固自有时勹明人论诗，标准与宋人不同，不重政治而侧重艺术，因而更重视李白，给予更高的赞扬。然而不论扬抑，封建时代论者某些观点，有明显的时代、阶级局限，如扬杜者谓其"一饭未尝忘君"，抑杜者谓其"直陈时事类于汕汗"，便都是从封建主义观点出发的歪曲之论，难以首肯，王安石言李诗"识见污下"，"十旬九旬妇人酒耳"，也未免透出道学气，缺乏应有分析。对千宋人批评李白诗作"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哿"、"器识"不高的问题，清人从其生活和艺术方法深人分析，就得出切近实际的结论，如应时所说："太白惺于群小，乃放还山，而纵酒以浪游，岂得巳哉。故于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夫怨生千情，而情，人每于儿女间为切切焉。读者勿以辞害意可矣。"又曰："史称李白好黄老。黄老书非可治国家，李白不遇时，每欲放游虚无，永与世诀，故好之。终亦类感奋之言也，其李白之变乎。但以视世之贪小荣、蜗捉不足比数者，其何如哉！亦可以风矣。"(《李杜诗纬·李集》卷一）所以他的结论："盖李杜诗不可以优劣论，彼各有所长。"（《李杜诗纬·卷首》）这几乎是清人的共识，一种持平之论。

李杜诗各有特色，各有所长短，无论思想、艺术均如此：l．从他们的思想人生观念看，李杜均宗仰儒家思想，追求建功立业，怀着"兼济"的大志。李白比较复杂。现当代研究者的主流观点以为，李自前期主要是儒家和纵横家兼有，后期则老庄占主导；因此表现不甘受礼法拘束，独来独往，叛逆精神、反抗精神更强些。杜甫虽始终坚守儒学信念，但也受佛、道一定影响，且在经历苦难、接近下层民众中于儒家思想有所突破，因而始终关怀现实，关怀人民，拌击上层的腐朽，反映民众的心声。

从其诗作的情感内容，看尽管表现方法不同，却同样表达他们关怀祖国，同情人民，憎恨祸国殃民的黑暗势力，热爱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思想感情。杜甫忠君观念表现得更多、更浓些，但李白不是没有："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可见。李白诗中也确乎有些趣味不高的，如《对酒》"娥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之类押妓之篇目。杜甫也有些喊贫叫苦近于乞怜的诗章，如所自称"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螅……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毕竟都是自璧微瑕。

从艺术观点看，尽管两人一重写实被视为现实主义，一主虚构被称为浪漫主义，但都推崇《诗》《骚》乐府的传统，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绮丽而淫媚的齐梁诗风。然而李自强调复古，写诗要求"天然去雕饰"，追求形式之解放、不受声律束缚，所以他大量写古诗、古题乐府诗，九百首诗中，只有七、八十首五律，十首七律，成就在对前代旧有形式的发展创造，达登峰造极之致。杜甫则更多接受齐梁以来新的诗歌形式，讲究声律对仗，体现尊古而不薄今的精神，成就在对新形式的开拓上，表现了他顽强的探索精神与巨大的创造性。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五律写了六百三十多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超过初盛唐诗人所作七律的总和。王世贞《艺苑厄言》云："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这与他们的艺术观点相关；各有创造，各有所长。

李杜诗风迥异，创作各有特征，从根本上说，李白可谓"主观诗人"，杜则为"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其纪事之作充分体现这方面的成就，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等其绝大部分抒情之作，也多通过现实情景物事的准确描摹创造意象，构建诗歌境界，带有浓浓的写实的、客观的色彩，如《春望》、《月夜》、《同谷七歌》、《春夜喜雨》、《登楼》、《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岳阳楼》等等。李自擅长自我抒情，往往通过构造超现实的、虚拟的意象和境界，寄寓其思想情感追求，如《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等等，其纪事之作也带着主观色彩，如《丁都护歌》、《北风行》、《古风·大车扬飞尘》等。比较地说，两人在诗歌艺术创作上的特质：

一重惜追求理想的境界（李）；一重理，面对现实生活情景（杜）。

一重虚构，言愁而曰"白发三千丈"；一重写实，直言"艰难苦恨繁霜鬓"。

一重夸张比兴寓托（李），一重自描和细节刻画（杜）；同为反对赎武开边，李诗《北风行》以北风雨雪苦寒和思妇的深恨为喻，杜甫《兵车行》以征夫出行所见所闻所思历历叙写见意。同为谴责安史叛军残暴，李白《西上莲花山》五言十四旬七十个字，讲了一个游仙的故事，以仙游恍惚所见突出心灵追求与现实存在的强烈对立；杜甫《悲陈陶》七言八旬五十六个字，记录一个重大的事件，以十郡义军一日覆灭、胡兵"血洗箭""歌饮都市"和"都人北啼""日夜望官军"三组镜头，再现了悲剧的全景式画面。

从其诗境观之，一似写意画，用大笔烘托渲染，如《行路难》、《蜀道难》之登山越河、梦天济海，超越历史、地理时空，腾跃跳掷，情景转换，莫可端倪；一似工笔画，用细毫精描慢刻，如《奉赠韦左丞丈》把前半生行事遭遇，妮妮诉说，委曲毕陈，绘写出世路躇蹬，赍志求伸的诗人自我形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咏怀、纪行、叙事、议论相结合，夹叙夹议，反复申说条理清晰，层层深入，突出了国运艰危、大厦将倾的时局下诗人"比稷契"、"忧黎元"理想之可贵。故总括而言，一个"飘逸"，一个"沉郁"。成为诗国两种不同艺术风范的最杰出代表。

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一样，存在着强烈的主观性，显示着欣赏者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个性。由于个人艺术趣味的不同，对诗歌作品可以各有所好，这是很自然的，但以各自喜好为标准，论艺术之是非、言诗作之好坏，则难免偏颇。窃以为，对李杜诗歌，勿轻言轩轻，勿妄加抑扬，关键在克服绝对化的态度，遵循艺术规律对其作品进行深人解读，求得正确的领会；也要克服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上，不美化，不回避问题，庶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二、时代的镜子，矛盾的诗人一杜甫评价之我见

（一）杜甫是一位真正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用诗歌武器为解除人民的痛苦而斗争的诗人。

1．杜诗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下层人民所受的苦难。

写得最多的是在开边赎武战争和安史之乱中人民的惨痛遭遇。像《兵车行》那种"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凄凉场面；像"三吏""三别"所展现的从老翁、老妇、新婚夫妇到"中男'儿童的遭遇，无不表达了杜甫对残酷兵役下以及战乱时代人民痛苦的深深同情。安史之乱期间，老百姓遭受了最深重的灾难，从天宝十四载(754)到广德二年(764)十年间，唐全国人口数由近五千三百万骤减至不足一千七百万（参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章第四节"户口"条），约减百分之七十（当有大量不入户籍之流亡人口）；杜诗深刻反映了这种惨象：他以"丧乱死多门"(《白马》）高度概括那民不聊生的情状，仇注云："丧乱一语惨极！或死于寇，贼或死千官兵，或死千赋役，或死于饥俀，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唯身历忧患始知其情状。"他以"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典型地绘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如《垂老别》、《无家别》所写"万，国烽尽火被征岗戍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久行见空巷，H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就是其时城乡面貌的形象描绘。但是人民不仅受战乱死亡的威胁，即使逃出兵火之灾也逃不出赋敛的摧残。杜甫的众多诗篇揭

露了苛捐杂税掠夺下人民的贫困破产："已诉征求贫到骨。"（《又呈吴郎》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一只有靠卖儿卖女交纳租税。在战乱、兵役、租税的催逼下，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哭声："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霄泪沾腌。"（《虎牙行》）"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阁夜》）在杜甫后期的诗中充满着眼泪和哭声一—百姓的眼泪、哭声和诗人的眼泪、哭声。虽然上述内容和主题其他进步诗人也写过，但是，杜甫不仅写得更多，更真切而且揭发得更加深入。他甚至已触及贫富——阶级对立这样一个阶级社会的根本秘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咏怀》）"

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杅秞茅茨空。"（《岁晏行》）

这种贫富一阶级的对立，经他一针见血揭示出来，在中古封建时代自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如此，从《咏怀五百字》可以清楚看出，他把这种对立，同统治集团的掠夺与劳动人民的受掠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批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就进一步接触到了这种贫富对立的社会根源。正因为他把人民的苦难放在劳动人民受掠夺与统治阶级的残酷搜刮的基础上予以揭露，使他的诗达到了前代或同代任何作家都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说杜诗的思想成就达到时代高峰，我以为并不过分。不仅如此，杜诗对人民痛苦的反映，显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取冷漠态度，或以救世主地位施舍怜悯，而是与受难者血泪与共，一字一句充满诗人自已切肤之痛。如果没有与民众情感的联系，显然是做不到的。

1．杜诗十分真切地表现了诗人为民众的苦难忧心如焚的衷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下同）是他最好的自白。想到人民的苦难他可以舍弃个人、家庭的痛苦。在"幼子饿已卒"的悲痛时刻，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想的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仍不免遭此灾难，广大下层民众更是无法生存了！在自家茅屋被风刮破，屋漏无眠、举家不宁时刻，他却希望着让天下贫寒者都能过温饱的日子。在看到民众被"刻剥及锥刀"、"渔夺成逋逃"时，对自己一家能过着困穷日子也感到满足了一"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缢袍（以乱麻为絮）"（《遣遇》）。正因这样，他对周围的穷苦人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又呈吴郎》对一个尤食无儿的老妇人，真是做到体贴入微。"愿分竹实及缕蚁，尽使鸥枭相怒号"(《朱凤行》）便是他内心的自白。正因为他把民众的痛苦作为自己的痛苦，所以他的眼泪为人民的苦难而流："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霄泪沾膀。""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一想到"丧乱死多门"，他就"呜呼泪如散"(《白马》）；一想到"戎马关山北"他即"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甚至泣尽而继之以血："泣血进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他整夜整夜思虑国难民摸而无法成眠："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为拯救人民千水火，他表示"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所以他日夜盼望、甚至白日做梦，梦的是"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想的是"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沦，男谷女桑行复歌C"《(蚕谷行》）让人民安居乐业。杜甫关心人民的心情是如此一贯，几乎是在一切问题上随时随地流露出来。天宝十三载秋，长安久雨成灾，杜甫便发出"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的呼喊。至德二载长安久雨放晴，他又高兴地写下"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喜晴》）的诗旬，不也可以清楚看出杜甫的一忧一喜，往往都与人民的境遇、利害相连系的吗？杜甫关怀人民的思想感情，还表现在他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总的看来他是站在担负兵役的下层民众－在那时主要是农民一边，反映了他们的心理愿望的。

2．安史之乱前，对开边赎武战争，他坚决反对，从《兵车行》、《前出塞》等诗可见。安史之乱中，各地民众奋起抗击安禄山叛军，杜甫在诗歌中进行了热情歌颂鼓励人民积极从军、保卫家园；但同时也没有掩盖民众－—士兵遭受压迫、欺凌的事实，在诗中给以深刻反映，如"三吏""三别"。安史之乱平息，恢复生产过和平生活成了民众的迫切要求，但拥兵自肥的藩镇却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混战．杜甫所在的蜀地屡起兵乱、河北诸镇尤为跋扈，诗人这时就更响亮地发出强烈的反战呼声。他向统治集团呼吁，"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阴"(《有感》）。谴责嗜战的军阀："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战斗欲何须？"（《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质问他们："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无劳问河北，诸将角荣华！"（《复愁十二首》）而"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这样的咏叹，则是他这时诗歌的经常主题。杜甫歌唱民众的和平愿望，恢复生产的要求，由于这愿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往往又只能以滂沦的热泪、哀怨的曲调进行倾诉："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这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情绪、时代情绪的反映。

3．杜诗尖锐地指责了剥削者、压迫者，揭发了祸国殃民的统治者的罪行。

首先，对皇帝。杜甫绝非一个盲目愚忠之人。对帝王的荒淫昏庸，他多所揭露，由于揭露的尖锐，甚至被诬为"类于汕汗"。如《兵车行》，一方面是对出征人、农家的无限同情一方面指责唐玄宗无厌开边是破坏社会生产、造成人民苦难的根e源同样的主题还表现在《前出塞》等诗中。《遣怀》诗指出玄宗对外扩张是造成大乱的根源："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泸。．，《咏怀五百字》在揭露贫富对立时，把矛头指向掠夺者、剥削者；既讽刺玄宗宠爱杨贵妃，更进而指出最高统治集团的荒淫腐化是造成国势危急的根源。仇注说："曰'生逢尧舜君'，望其改悟自新，复为令主。"并非颂圣之语。俞平伯《说杜甫（咏怀〉诗》讲："说'君臣留欢娱'，轻轻点过，却把唐明皇一起拉到混水里去。然则上文所说尧舜之君，只不过说说好听，遮遮世人眼罢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在以后一些诗中也反复表达了诗人的悲愤，如"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桔》）"云壑布衣始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解闷》）等等。对于唐肃宗唐代宗，杜甫也往往在诗中表达了他的不满和批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唐肃宗的昏庸骄赛、拒谏饰非，是杜甫对朝政绝望，弃官西走的根本原因。在《忆昔二首》其一中，诗人讽刺了肃宗、代宗信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致使战乱延续。诗中不但直斥李辅国"关中小儿坏纪纲"，连肃宗惧内一"张后不乐上为忙"都绘声绘色地端了出来，在封建正统观念者看来岂不是大不敬吗？可见，帝王昏庸杜甫还是要谴责的。

其次，对官府。杜甫对于为非作歹的当权官僚，更是无情地揭露、鞭批。《丽人行》尖锐讥讽了当时炙手可热、势倾朝野的杨氏兄妹的荒淫无耻；李辅国是肃宗的心腹，杜甫敢公开骂他"关中小儿怀纪纲"！程元振是代宗的亲信，专权祸国，杜甫怒指："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五首》其三）批评的矛头直指庇护者－唐代宗。在《三绝句》中，他揭露并痛斥了那些不能保卫国家却肆意残害百姓的禁卫军："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再次，对富豪剥削者。上面已说到，杜甫常常站在被剥削者一方，对"朱门""富家""达官"们提出愤怒的抗议和谴责。他说："乱世诛求急，黎民棣乾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秀惹！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遣遇》）认为多如牛毛的赋敛、诛求，无孔不入的剥削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他揭发官僚们利用权势以自肥："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指斥贪官污吏们便是一伙吃人的材狼："万姓疮咦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在《鹿》这首咏物诗里，他托物寓意，愤怒斥骂道："衣冠兼盗贼，饕香用斯须。"一王公贵人们不过是些衣冠其表，盗贼其里的人物，人民的血汗是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的！

杜甫的这种感情，是如此的一贯、强烈，因之，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种事物，都使他很自然地联想起百姓受剥削的苦难。看到一株枯死的棕桐，他说："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枯棕》）慨叹人民如棕之被割剥已尽。《病桔》诗同样是这种寓意。对统治者残酷剥削的揭发，不正是广大被剥削者的心理、意愿的反映吗？

4．杜甫在诗歌中提出了"尤富无"的贵社会理想。

面对血泪的现实和民众的灾难，杜甫劳心苦思，寻求减轻、解除人民痛苦的改良道路。他除了反复陈词，希望皇帝变成他理想中爱民的尧舜君、大臣们都成为稷契般爱民的贤良外，晚年，由千对贫富对立的深刻认识，又提出了一种与唐宋时期农民起义的革命口号颇为接近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

宝应二年(763)梓州作《送陵州路使君》诗：曰"万役但平均。"大历二年(767)夔州作《写怀二首》其一更提：出"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的思想。

同时的《夔府书怀》诗又说："恐乖均赋敛。"《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也要求"均之以赋敛"。

概括起来，就是"无富无贵""均贫富、等贵贱"，虽然只是一言半语，理想朦胧，而意甚明确。

这种思想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等级制的自发否定，对封建剥削下贫富尖锐对立的自发抗议，它是小生产者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下萌生的幻想。尽管由于它并未涉及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因而不可能实现；但却带有强烈的民主主义色彩，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而杜甫这种思想的提出，则无疑是当代下层民众思想、情绪的反映。当然，正由于它的非实现性，杜甫在现实中也找不到实现其理想的道路，他依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皇帝、大臣的身上，奉劝帝王"行俭德"(《有感》《提封》等），规劝"众僚宜洁白"(《送陵州路使君》，作"尧舜君"，做"稷契"，"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

（二）杜甫是一位彻底忠于君王、忠千王朝封建正统的诗人

1．君王的绝对地位在杜甫思想中是不可动摇的。

杜甫政治理想的核心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希望皇帝变成好皇帝，以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虽经受种种挫折、打，击忠君之心犹如'葵霍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直到暮年漂泊江湘，仍是"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南征》）。正因如此，对于自己曾受皇帝赏识，他颇感得意，一生念念不忘：早年《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曰，"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晚年《秋兴八首》又说："彩笔昔曾干气象。"在这种思想心理下，他把拯救民众、复兴国家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君王身上，是必然的。《北征》以肃宗为"中兴"，主比之周宣、光武；晚年回忆往事，仍然说"周宜中兴望吾皇"(《忆昔》），寄希望于代宗。虽然事与愿违，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战乱停不下来，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垂暮之年，他感到自己再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却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朋友身上："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他去世前不久所写《楼上》诗中，有几句话可以概括他后半生对朝廷的态度："皇舆三极北，身事五湖南。恋阙劳肝，肺抡（一作'论'）材愧杞"梢。杜甫这种忠君、正统观念，有时确乎表现得有点呆头呆脑，《哀王孙》诗中说："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所以"北极朝廷终不改"（《登楼》）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早年做官时皇帝所赐的"鱼袋"，他流离失所、漂泊到老始终都要带在身上："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复愁》）这种矢志不移的忠诚，与他揭露讽刺君王失道不但并非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事物，或一种观念在两个方面的体现。一个人对于他的理想、理想的代表者愈至诚执著，对于有违其理想之人事作为，就必然要进行顽强坚决的抗争，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古代"士"阶层最可宝贵的品格。

2．杜甫对君王的批判程度是有限的，动机在匡正得失，总的态度是"怒其不争"。

这样说，首先就是承认杜甫对君王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愚忠"，而是敢于批评的，只不过它不可能否定君王的地位。他自己表白，所以要进谏，是"恐君有遗失"(《北征》）。因此，君王"遗失"，就多方规谏，以至讽刺，已如前述，目的还在于让帝王把天下治理好。所以他绞尽脑汁为帝王出谋献策。《提封》一诗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义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仇兆鳌说："此章总结，直究当时致乱之由，以垂为永戒也。言当此一统天下，万国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但勿更寻前辙耳。自明皇好边功而尚奢侈，故有悬车俭德之语；不听张九龄而致禄山终叛，故有俊义犬羊之语。使当时息兵爱民，焉有天宝之祸哉？故以戒兵加恩终之。此诗反复丁宁，无非览已往以告将来。"黄生也讲：此章"专述开元以来之事，借古喻今，美恶不掩，风人之旨尽于此矣。他诗有连及者，固无讥刺之意。"所谓'风人之旨"，无非是说"温柔敦厚"，冀君醒悟。杜甫这种忠君思想，自然是他的阶级局限的表现。杜甫不但出身官宦世家，更是封建统治阶级用物质和精神养料培育出来的人．

封建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毫不足怪。但杜甫在艰困流离生活的磨硕中，既然睁开了双眼，看到血泪斑斑的现实和民众无尽的苦难，并以之和帝王的失道与权贵、富人的贪婪联系起来，心灵和情感的天平已然倾向了下层民众，在自己的诗歌中深刻表达了民众的心理、情感和愿望，为什么"忠君"观念竟如此顽固没有丝毫动摇？这却又是一种历史局限所使然。在封建生产方式之下，在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们是不可能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想来彻底否定封建制度的。君权，这是封建制度的核心，否定君权，也就是彻底否定封建制度。正因如此，农民阶级，作为当时的"革命阶级"，尽管可以产生反剥削、反压迫的平均主义幻想，但本质上仍然是"皇权主义者"，作为农民革命最终结果的改朝易代，只是打倒一个坏皇帝而推出一个"好皇帝"，由于农民阶级并非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此不可能完成推倒旧制度建设新制度的历史使命，这是早为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忠君"观念，是渗透于封建时代全社会上下、涵盖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的观念；杜甫的忠君，是在当时不可能突破的历史局限。

杜甫对千帝王朝廷、官吏的批评指责，从客观上说，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理愿望，从主观上说，是他忠千帝王、皇朝，希望皇业永固的表白。上个世纪曾经存在过的，以为杜甫反映了民众反剥削、压迫的心理愿望，就说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人民的诗人；或认为杜甫忠君不渝，就说他"小骂大帮忙"，是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都是极端片面化，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些进步思想家、文学家，由千特定时代社会矛盾的激荡，对封建纲常名教的信仰发生部分怀疑和动摇，这是可能、常有之事，但这种动摇、怀疑，并不意味着己找到足以取代之的新的政治社会理想。在距离足以取代封建制的新生产方式的产生仍十分遥远的唐代，要求杜甫背弃皇权皇帝，"走向人民"，是绝非现实之事！

（三）杜甫企图调和"君"与"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杜甫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它为人民的痛苦而呐喊，为解除人民的苦难而呼吁，但他又根本不理解，只有废除封建制度，推翻帝王才能最终解除人民的苦难，他始终忠千帝王、皇权。面对着现实中君、民一一统治者与被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他只能找到"调和矛盾"的道路，企图解决这种矛盾。

一方面，他认为君必须爱民，君如不爱民，有虐民之举，那是要受到谴责的。《兵车行》、《前出塞》、《遗怀》等诗对帝王赎武开边的揭露，《病桔》、《解闷》等诗对皇帝荒淫的针眨，都是证明。正因如此，他主张帝王选任贤良，严惩虐民的官吏。他看到元结《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反映了人民疾苦，十分兴奋，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盼望着"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同元使君春陵行》）任用他们以安天下。对于害民之吏，他主张"必若救疮痪，先应去柔贼！"（《送韦讽》）他希望皇帝减轻租税，减轻剥削："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甚至向统治者提出警告："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显然，在他看来，剥削过甚，官逼民反，怪不得造反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杜甫又肯定，民必须忠君。它既看到官逼民反的事实，谴责为人上者，但又劝慰民众，不能造反。在《甘林》诗里，他既为被剥削的人民申诉苦难：赋敛弄得家中一尤所有，但还要"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更通过田父之口说：

"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当人民承受不了压迫剥削而远奋飞、举家走时，他虽然寄予同情，但却巳认为是越轨的行动，是盗贼了。《有感》说"盗贼本王臣"，《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沦洗吴越"。自注："时浙右多盗贼。"（据朱鹤龄注谓：《旧唐书》"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陷浙东州郡。")都可见他的这种态度。

在杜甫的社会理想一节，我们已分析过：在杜甫看来，只要统治者爱民，均赋敛，轻剥削，人民也会拥护统治者，相安无事，社会也就太平了。这种改良思想，是要求在不改变封建制度前提下，创造一个"合理的"封建社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深刻揭发现实的黑暗，揭示了人民的苦难，暴露了统治者的罪恶，可以引起对"现存秩序永久性的怀疑"，有利千人民群众的觉醒，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又反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宣扬统治者的自觉改良，又会起到麻痹群众斗争的消极作用。

（四）杜甫的观点是矛盾的，杜诗是一个矛盾的总体。

杜甫是热爱人民的，也是忠千帝王的。他的优秀诗篇，带着被压迫剥削人民的血泪控诉，愤怒的火焰，是当代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反映；他鼓吹忠诚于皇帝和封建王朝，劝慰人民不要造反，则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显现。杜甫世界观的矛盾是显然的。杜诗中既有大量民主性的精华，也存在浓厚封建性的糟粕；它是唐代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也带着那个时代的和诗人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局限与不足。杜甫的诗歌、他的观点的矛盾，"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和矛盾的条件、社会影响、历史传统的反映"。杜甫观点的总和，恰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封建社会上升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而急速衰落下来的时代，经过战乱严重摧残的苦难的时代，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尚未成熟的时代－最广大的小生产者农民的心理愿望和情绪。反映了他们在封建统治摧残下痛苦的呻吟，摆脱压迫剥削的要求和对压迫者的仇恨心理，但仍对最高统治者一皇帝一寄以幻想，尚未能鲜明地举起反抗的旗帜等等。一旬话，反映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民主思想与反封建的极端不彻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论述作家与阶级的关系的："不应该以为，一切民主主义的代表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崇拜者。按照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人地位讲来，他们和小店主不音有天壤之别。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的代表的是这个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够越出小资产阶级生活所没有越出的界限，因而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它的社会地位使小资产阶级在实际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来讲，阶级的政治和文学的代表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这已是一个被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深入考察杜诗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思想与主张，显然不是代表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那些残害民众的剥削者与压迫者，而是代表了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小生产者农民的。从这点看来，我们可以说，杜诗无疑是他的时代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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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关于杜甫评价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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