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人道主义思想
这是杜甫的基本思想。《诗经》上说的"奇矣富人,哀此椁独";孟轲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及所谓"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等,便是他这一思想的传统根源。在读书游历时期还只是一点苗头,还只是书本子上的,困守长安以后,才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

确实是少见的,在诗人杜甫一生中,大而对于国家人民,小而对于妻子、弟妹、朋友,一直到犬、马、鸡、鱼、虫蚁等物类,都无不贯彻着这一思想和精神。比如,他感激他坐下的一匹老马说:"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病马》)他像爱知己的朋友似的爱他的一条老狗:"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得舍弟消息》)他同情他养的鸡:"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缚鸡行》)甚至秋收筑场他还关心蚂蚁的命运:"筑场怜穴蚁!"(《暂往白帝复还东屯》)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误会,以为杜甫是一个庸俗的人道主义者。不是的。他的人道主义,包含着以下两种极为可贵的进步因素:第一种是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精神。他常"自比稷与契",他也要治国平天下,但他却不像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出现。为了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他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最足以显示杜甫这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便是那首对后来读者一贯地起着良好教育作用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歌的最后几句是: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所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他在另一首诗中说的"各使苍生有环堵"的精神实际上是一致的。穷书生和穷苍生在杜甫看来正是一路人。白居易《新制布裘》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又《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便是从杜甫得到启发和教育的。但深度热度不及杜甫。白只是推己及人,杜甫则是舍己为人。
杜甫还有《凤凰台》诗,也是最好的佐证,诗云:"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翩长,举意八极周……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像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可以说,一部杜诗,便是杜甫"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实践。
另一种进步因素是善恶分明,爱憎分明。杜甫是人道主义者,却不是庸俗的阿弥陀佛式的慈善家。他对待一切事物,并不是"一视同仁""无可无不可",而是有爱有恨,并且爱也爱得深刻,恨也恨得到家。他曾一再宣称:"嫉恶怀刚肠!"(《壮游》)"嫉恶信如仇!"(《除草》)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和寡妇.他能够做到"药许邻人剧"(《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能够做到"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遗穗及众多"(《张望补稻畦水归》),能够做到"枣熟从人打"(《秋野》)、"堂前扑枣任西邻"(《又呈吴郎》),能够做到"减米济同舟"(《解忧》)。而对贵族官僚地主呢,则是毫不容情,把他们看成"俗物",有时竟骂他们为"盗贼"、为"螫贼"。并认为"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螫贼!"把他们除去。由此可见,杜甫只有对人民才"人道",对于危害国家人民的人,他并不"人道",而是鄙视、仇视。杜甫曾将他这种爱憎分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概括成如下的有着象征意义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大家知道,我们敬爱的陈毅同志1959年再游草堂时,曾亲笔书写这两句诗,并题记说:"此杜诗佳句,最富现实意义,余以千古诗人,诗人千古赞之。"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阶级出身的限制和所受儒家的忠君思想的影响,杜甫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有缺点,那就是他的所谓善恶、他的爱憎,还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坚定地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上。因此,他同情苦难的人民,有时也同情那被胡人杀剩的落魄的王孙(见《哀王孙》)。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这同情是可以谅解的。但说什么"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那却是道地的封建意识To这和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他的人道主义,虽带有革命的性质,还不能成为革命的人道主义。因此,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由上而下的施行人道政策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盾,如减轻赋税,平均力役,禁止贪污勒索等,而不同意实行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
来源:根据萧涤非著, 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网络公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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