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窃比稷契"的人生理想
杜甫一生，尽管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是一位孔孟儒学的坚定信奉者。他志在天下，"窃比稷、契"，以"致君尧、舜"为人生最高理想和政治奋斗目标。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是这样说的：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漫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哉豁。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又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做稷契般的贤臣，以辅佐尧、舜之君，是他自小立下的宏愿，挫而愈奋，老而弥坚，除非到生命的终点，此志不泯。
杜甫要做稷、契，其精神要义，就在于孟子所称扬的"人溺已溺，人饥已饥"，也就是舍已为人，救民千水火的自觉。这可以视为远古政治家的一种原始的"公仆"意识。稷、契是尧、舜的贤臣，一个教民务农种地，得以糊口活命；一个以文化道德启发民智，使民生日益进步。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代，这应该是大好的"治世"了。所以人民称道、传颂他们，贤臣稷、契和能使贤任能的尧、舜终于被孔孟儒家推崇为圣君贤臣的典范，并依之发展出一套以"仁（人）政""德治"为核心的为政之道，一起纳入经典，代代相传，以至被百千年后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们奉为圭泉，苦苦追求；所处现实愈是黑暗，就愈是梦寐以求。杜甫要做唐代的稷、契，要"致君尧舜"，其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的时代社会，使之合乎儒家之道；"再使风俗淳"，也就是实现孔夫子所描述、称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尧舜时代的次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便是他心目中风俗纯朴的理想社会，所谓"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春陵行》）是也。
尧舜稷契的"太平治世"，是近代民主思想产生以前封建社会一切正直士大夫共同的理想，杜甫在这一点上没有超出于他人的高明之处，甚至在忠君、恋主的封建思想"情结"上比之其他一些人还要执著，对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再现的"理想社会"的迷恋那种乌托邦情怀显得尤其"愚""拙'。许多论者在这两方面对杜甫有过种种批评，是对的。但在我看来，杜甫的这"执著'＼这"愚拙"，又是他高出于世俗、时流之处，正是他理想挚诚之所在，正是他思想精神的闪光点。他真真正正是为了这理想社会的再现无怨尤悔地奋斗了一生，为了他心目中至为崇高的"大道之行"而殉身。
一、为了理想的实现
为了理想的实现，杜甫在前半生，孜孜吃吃，奋力前行，历经了求官做官、弃官的曲折过程。
要做稷、契，就必须出仕从政做官；求官是为了"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以"致君"济世。为了求得一官以厕身朝廷，天宝十四年以前，杜甫为之耗去了四十四年最美好、理应大有作为的岁月光阴。开元二十三年、天宝五年两赴科举，落第后屡向朝官权贵投赠求援，直接向皇帝献赋自荐，都是为达目的的所作所为；其中不乏叫穷喊病的可怜，吹嘘拍马的卑琐，显现了封建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文人的软弱谦卑。但应举求官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自述，落第后"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赠比部萧郎中》）的牢骚，授官时不作河西尉"（《官定后戏作》）的气骨，以及得官后在《咏怀五百字》里放怀高歌的人生大志，则一再说明．"穷年忧黎元"的"公仆"意识，确实是他出仕求官、比肩稷契、致君尧舜的理想所归。《咏怀五百字》一诗，首言为黎民而忧，次为"寒女"、`'冻死骨"申诉，未思"失业徒"、"远戍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思想的红线，至为清晰。
杜甫为官只有断断续续约两年多时间。天宝十四载十月受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甫就职而安史之乱爆发，为了"致君"救国，他在郬州抛下妻子儿女"奔行在"，不幸被叛军俘虏；冒死逃脱后，抱着"丹心一寸灰"（《郑驸马池台喜遇》）的心态，"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在风翔拜见了唐肃宗。从至德二年(757)五月十六作了谏官左拾遗，到六月一日"下狱"诏三司推问，到八月墨制放还郬州省家；从十月扈从还西京，到第二年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得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然而，他"见时危急，敢爱生死？"（《祭故相国房公文》）屡发激汗之言，"违迕圣心"(《新唐书·本传》）直至被赶离朝廷，很可以见出他为官的风范，那种"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而"忧愤心飞扬"(《壮游》）的刚烈之气。可见他是为"比稷契"、"忧黎元"的理想而做官，不是为自肥、取悦主子而做官。正因如此，在华州司功参军这个难有作为的位子上，在充分领教了唐肃宗一伙昏庸忌刻、擅权"自圣"却不以天下苍生为意之后，在深入洛阳前线亲身体会了大唐子民已经到了"何以为蒸黎"（《无家别》）的境地之时，他对于时政是彻底绝望了，做官而不能救民于水火，"不如回家种红薯"，决心弃官而去！弃官，"是对污浊时政痛心疾首的鄙弃"（陈贻掀《评传》），是杜甫理想精神的高扬。他为做稷契以推行儒家"大道"的理想而出仕，为此时官场'道"之不行而弃之；尽管这一"弃"必为他和妻子儿女带来穷饿冻俀、漂泊流离的命运，为"奉儒守官"的祖宗门梢带来缺憾，他却义尤反顾。杜甫真是一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杜甫对理想的挚诚执著远远不止千此。从乾元二年(759)初秋弃官到大历五年秋末弃世，十一、二个年头里，不论在度陇、客秦、寓同谷、入蜀"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饥走荒山道"(《同谷七歌》）的艰危中，"五载客蜀郡"(《去蜀》）为农的相对安适时期内，旅居夔州二年老病潦倒抑郁思归的心境下，以至临终前扁舟旅泊荆湘凄凉无告的境况里，他的所思、所虑、所歌、所哭，都是在千君国黎民，在千那"大道之行"的淳朴理想的愈见化为灰炵。这些构成了他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那现存1400多首中百分之七十以上诗歌思想情感的基调。他也曾为战乱的平定，以为国家、黎民可以稍得安息而兴奋过，也曾因听闻官员"忧黎庶"的政绩而欣喜赞颂过；但后期诗中写得最多的，陪伴诗人十余年始终挥之不去的，竟是悲晁从眼泪和哭声一下层民众的悲愁、眼泪、哭声，诗人自己的悲愁、眼泪、哭声。且看他笔下战乱后的唐代社会民生是："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秋原何处村。"(《白帝》）"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儿处起渔樵？"(《阁夜》）"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为此，贫苦百姓向他"已诉征求贫到骨"，诗人本能的反应即"正思戎马泪沾巾"（《又呈吴郎》）；听闻"征戍诛求寡妻哭"，这位漂泊流离的"远"客便"中宵泪沾膀"（《虎》牙）；一行想到"戎马关山北"，他就"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一看到"丧乱死多门"的现实，他即"呜呼泪如霞"(《白马》）！他忧战伐，忧诛求，忧贵人的"不仁"，忧乾坤之"不正"，他为老百姓的"无以为蒸黎"呼号，痛苦，为理想的不能实现而悲呼，痛哭，他流尽了忧国忧民的热泪，以至泣尽而继之以血，"泣血进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这时的他巳经由一个"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咏怀五百字》）的统治集团中人，变成一名无异于"平人"，飘荡无依的弱者、穷者；然而心中理想的"圣火"却依然熊熊燃烧，对理想的追逐，愈是途穷，愈见坚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可（叹》）便是他的自白，他的宣言。
二、杜甫为何能树立如此高远的人生理想
杜甫为何能树立如此高远的人生理想，为什么对孔孟儒家这种谁也未曾亲见、不无虚幻绿渺的理想政治特殊地执著，直欲为之而献身？这与他文学上集大成的成就一样，有家庭传统教育、成长道路、个人秉性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得力千他所处的特殊时代：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创造了前无古人、光耀四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造就了伟大理想精神和强韧人格力量的杜甫；贞观、开元的"治世"，尤其让杜甫把远古传说的缭渺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结合起来，给了他现实的榜样，追逐、实现理想的僮憬，更加不屈不挠、无怨无悔的勇气和力量。这正是其他任何朝代所不可能有的。我们看杜诗中对太宗贞观之世的一再称颂，与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深怀恋，便可以明白其至死不浪的心志，原是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的他向往着那"君臣契合，寄同鱼水；君为尧舜，臣为稷契"（《贞观政要·君臣鉴戒》）刚刚逝去的年代，一再称道"贞观是元龟"(《夔府书怀》），呼唤"中兴似国初，继体同太宗"(《往在》。）他所描摹的"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豹虎"，"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其二）。岂不就是一个风俗纯朴的早期儒家"大同"世界的唐代版？可惜的是，随着盛唐时代成为过去，封建社会理想盛世已宣告结束；历史以其不可逆转的规律，更宣告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早期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终结！诗人做稷契、辅佐尧舜君的崇高理想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伟大的诗人高擎着理想的"圣火"，走向了永远的不归路。
暮年杜甫，应该是深知他的理想的不可实现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便是"圣火"熄灭前诗人微弱而凄厉的呐喊，然而他宁为"道"殉身也不改其素志，"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涣侍御》儿他还要把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值得信赖的后辈。从早年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暮年的"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清清楚楚展现了杜甫一生的理想抱负及其为之行动的足迹。"登要路"是实现做稷契、致君尧舜的客观必要条件，"思捐躯"则是实现抱负的主观必要条件。从求仕到弃官，"登要路"的可能已经失去，现实黑暗、人生末路而理想之光不浪，对自己说来，剩下的只有为理想"捐躯"一途了！付之他人，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杜甫实实在在是一位精神至上的理想主义者！
论者往往以为，杜甫挫而弥坚，老而弥笃的理想精神，是一种"士志千道"、`'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儒士精神，是"贫贱不能屈"的儒士固有气节。但我以为，他已远远高千一般儒士固有的精神气节：他不但是"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而且是自已处于饥溺之中，犹一心只思救民千饥溺之中者！他不但是一位"固"于"穷"的君子，更是一位将饥穷冻绥之"心以当竹实"，把垂老枯竭之"血以当醴泉"(《风凰台》），哺育天下，造福万民的大达者，大公、大忠、大德之人！古往今来，论者也颇有讥议杜甫人生政治理想太过"迂阔"，所言"高而不切"者，这实与杜甫精神相去甚远。"凡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莫硕锋《评传》）传说中的稷契尧舜一类圣贤、儒家的"大同"理想，当然不可能在杜甫的时代再现，但它以崇高的精神、道德、行为风范，以合理、完美的社会蓝图激起人们的追求，唤醒了人们改造不完美的、污浊的现实的勇气，点燃了人心中真善美的火焰，其意义、价值与影响，是绝不可能以"现实可能"作评判的。任何时代，没有了理想的光芒人们将迟钝了改造现实的决心与勇气，世界将变得浑浑噩服，无所是非！明知时不我予仍执著为之，举世汹汹仍高标独立的杜甫，作为一位"殉道者"的精神与人格，光照千古！为理想而献身，是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历代志士们精神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勇往直前的民族之魂。
来源：根据胡大浚，王为群著作《杜甫诗歌研读》网络公开内容整理。免责声明：以上整理内容源自网络公开资源，仅供学习与参考，不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或时效性，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杜甫"窃比稷契"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