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以儒家"大同"治世为蓝本的"和谐杜会"理想
诗人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极盛而转衰的关键时期，在战乱流离漂泊中，身历国家社会人民的苦难，目睹了帝王昏庸、朝政腐败、酷吏横行的残酷现实，在诗歌中广泛、真实、深刻而艺术地反映了他所处的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不仅如此，作为一位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m就是以拯救国家、社会、人民为己任的执著而挚诚的诗人，他始终劳心苦思，寻找所以救国救民的良策。可以说，这是杜甫全部诗歌思想内容的核心。细细品读杜甫的全部诗作，我们可以发现，他既是一位情感最为炽热、全身心拥抱现实人寰的诗人，又是一位冷眼观世界、睿智剖析历史人生的哲人，矗立千历史前沿的思想家。杜甫诗歌中构建的中古时代和谐社会蓝图，正是集思想家的睿智和诗人的童真于一身的产物，是他执著与挚诚的追求最终获致的结果。
杜甫"和谐社会"理想的要点，概括起来是：
1、君为尧舜，经纬密勿，躬行俭德；
2、臣为稷契，竭诚辅佐，勤政廉洁；
3、民忠于君上，服赋役、交租税，不逃亡、不造反。
在他看来，皇帝能爱民，贵人有仁心，朱门不倾夺，官吏不贪酷，下层百姓就得以安居乐业，即使"死王命"、"差科死"也"慎莫远奋飞"!一种上下有序、安全和谐的大好局面就会出，现他心目中的合理社会、大唐中兴的伟业就得以变为现实。这种理想追求，体现在全部杜诗，尤其是"长安十"年以后写作的诗歌里，在苦难生活的磨硕中，日渐明确，日趋坚定。
天宝九载(750)杜甫三十九岁，在科举求进之途屡受挫折之后，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回叙少年所立志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然"此意竟萧条"，但仍"行歌非隐沦"，为理想而枢歌，不甘放弃。尽管这时"致君尧舜"言的说还看不到更多的具体内涵，尽可视为正统儒士向往三皇五帝"大同"理想的一般表述，是"奉儒守官"家教和贞观开元治世哺育的。结然果而杜甫之伟大就在于，他并未让这虚幻的理想变成炫目的皂泡飘摇升空，反而伴随时代的苦难和人生的摧折日益填充这理想的内涵，使它变成契合当代社会的现实追求。
且看他毕其一生显示在诗中的诉求：
天宝十一载(752)，年过四十岁仍"旅食京华"的杜甫，"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音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开始思考社会苦难的原因。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异乎儿位好朋友，在大好秋光中独独感受到"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的危机，发现"今王"与"尧舜君"的距离，发出这祥的悲叹：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这时在京都"就中云幕椒房亲"，"炙手可热势绝伦"(《丽人行》）的所见，更加深T对当代君王荒淫的认识。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君王的行径及其造成的恶果："千村万落生荆杞"，百姓"被驱不异犬与鸡"，战地"白骨无人收"(《兵车行》）的现实，也在一点点地填充着心目中"尧舜君"的具体内涵。"庙堂知至理，风俗尽还淳"（《上韦左相》），他对如何辅佐帝王达致"风俗淳"的治，自道然也就有了更具实质的要求。
天宝十四载(755)在安史之乱爆发、国家倾覆的前夕，四十三岁的诗人写成了标志其人生和诗歌艺术臻于成熟的划时代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回肠百转倾述了其前半生执著以求的理想大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漫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羡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这是对"致君尧舜"的"稷"契之志的一次全面而执著的阐述。但此诗之深刻意义尤在千透过此行路途观感之客观记述：首言"穷年忧黎元"，中为"寒女"、`'冻死骨"倾诉，末鸣"失业徒"、"远戍卒"之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拳拳之心，更赋予了"窃比稷契"、"致君尧舜"以现实的具体诉求：不以黎元百姓为念者，何言尧舜之君、稷契之臣？换言之，所谓尧舜、稷契之要义，首在关注最广大的贫寒百姓，让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可以与此相参照的便是乾元元年杜甫贬华州司功参军时所作的《试进士策问》五首其五：
昔唐尧之为君也，则天之大，敬授人时，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舜帝之为臣也，举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聪明，加之以劳身焦思，既睦九族，协和万邦，黜去四凶，举十六相．故五帝之后，《传》载：唐虞之美无得而称焉。《易》曰："君子终日乾乾。"《诗》曰："文王小心翼翼。"窃观古之圣哲，未有不以君倡千上，臣和于下，致乎人和年丰，成乎无为而理者也。……虽遭明主，必致之千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契。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
也就是说，所谓尧舜之君，必须是终日警惕、小心翼翼、劳心焦思千和睦九族万邦，黜凶举贤，君臣倡和，以达致人和年丰，无为而治，百姓仁寿，社会淳朴。这可以视为杜甫前半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与志向追求。这其实也就是《礼记·礼运》所记载的孔子所称扬的"大道之行也"的所谓"大同"世，仍界不免停留在观念层面，显得朦胧。
但此后随着诗人身陷战乱流离，目睹甚至身受了下层人民九死一生、饥寒交迫的种种苦难，这种诉求便愈来愈切实、愈明晰深刻。首先是对千止戈息战、协和万邦、安定社会的追求。
广德二年(764)，面对安史之乱虽息而诸将不臣，吐蕃跋扈，所谓"胡星坠燕地，汉将仍横戈。萧条四海内，人少豻虎多"(《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的局面，杜甫总结了战乱所起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朝廷帝王自身的骄奢与赎武，有背尧舜之道，在《有感五首》中，一再说："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由来强干地．未有不朝臣。""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祺。"在大历初追忆开、天时事诸诗中更明白揭示："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巳，元和辞大泸。"（《遣怀》）指出"借问悬，车何守如俭德临。时征俊义人，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提封》）与早期《兵车行》、《前出塞》等一脉相承而告诫批评帝王之意更为一针见血。帝王的赎武和边镇不臣者挑起的战争，在当时便是祸国殃民的第一根源，是诗人深恶痛绝首先予以谴责的。他在诗中多侧面地揭示了战乱强加于百姓的苦难，用"丧乱死多门"(《白马》）概括民不聊生之惨状，用"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久。行见空巷，8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无家别》）"十室儿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千家今有百家存"(《白帝》），"野哭千家闻战伐"（《阁夜》）写尽那天地流血、万姓疮痪的时局。用"不眠思战伐，尤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表达自己的忧伤。他"白日做梦"盼的都是"安得务农息战斗"(《昼梦》），"焉得铸甲作农器，一村荒田牛尽耕"（《蚕谷行》儿他既规劝所谓中兴之主的唐肃宗要"经纬密勿"（《北征》），对于肃宗父子的拒谏饰非，更以"唐尧真自圣"(《秦州杂诗其二十》）、"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踞》）嘲讽之！
其次是对帝王荒淫与为政者贪酷的扞击，以为这是民众苦难的又一根源。
清人钱谦益早说过：杜诗多有对玄、肃、代失道之讥刺。俞平伯先生《说杜甫的（咏怀诗〉》讲："说'君臣留欢愉'轻轻点过，却把唐明皇一起拉到浑水里去，然则上文所谓尧舜之君，真不过说说好听，遮遮世人眼罢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仇兆鳌则说："曰'生逢尧舜君'，望其改悟自新，复为令主。"(《杜诗详注》卷四）应该比较符合杜甫思想的实际。总之《咏怀》一诗，揭示了帝王、勋戚、官僚"奢侈而不念民穷，其致乱盖有由矣！"(仇注引朱鹤龄语）这是历来研究者共同的见解。其实何止是"不念民穷"？统治者的穷奢极侈本来就是建立在对贫民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之上的，杜甫的认识随着其个人艰困的生活阅历由现象而及本质逐步明晰起来的：《咏怀》中首次接触到社会严重的贫富对立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从一般事理上追溯到其原因一"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批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亦即暴力征敛所致。生性执著的杜甫，一旦发现了社会苦难的这一个"秘密"，便超越其"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阶级局限．时时予以关注、处处进行揭露：
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
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
万姓疮痪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
高马达官屠酒肉，此辈杅轴茅茨空。（《岁晏行》）
现实中严重的贫富、官民对立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即阶级对立的种种事实，经诗人一针见血揭示出来，在封建时代自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制造这种对立的首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的"诛求"、"征敛"盘剥。
宝应元年(762)杜甫在蜀，就发出"凡今征求无名数"(《说旱》）的慨叹。广德二年，安史之乱固已平定，而遍地烽烟未息，杜甫不但直指代宗之"失道"，重用坏人程元振，导致"四海十年不解兵"，而且告诫天子、群公"但恐诛求不改辙"，则难以得"见风尘清"(《释闷》）。在送朋友韦讽赴任时，淳淳告诫："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希望通过严明"纲纪"除贪救民，"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咦，先应去柔贼"(《送韦讽上闾州录事参军》儿这种感情是如此执著，以至在各种题材诗篇中都喷薄而出，如看到《枯棕》便由物寄意："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看到蜀中《病橘》，即联想起"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劳民致乱的往事，等等；把矛头指向失道的帝王、虐民的官吏、嗜欲的群凶。可以说，在杜甫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悯诛求"和"息战乱"一并成了他劳心苦思所以救民于水火的症结，也是他诗中歌咏的最重大主题：
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痪。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锥。（《施府书怀四十韵》大历元年，下同）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邮。（《白帝》）
朝廷防盗贼，供给愍诛求……苍生今H困，……疮痪无血流。（《奉送王信州峚北归》）
乱世诛求急，黎民棣乾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大历二年，下同）
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腌。（《虎牙行》）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高马逆官厌酒肉，此辈杅秞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大历三年，下同）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邮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务嵩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黏吏徒，渔夺成逋逃！（《遣遇》大历四年，下同）
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
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湘江宴钱裴二端公赴道州》）
客从南淏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笢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客从》）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沦，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
四海一涂炭……故国莽邱墟。（《逃难》大历五年，下同）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散。（《白马》）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据我的统计，漂泊江湘三年中诗人写诗153首，其中直接控诉战乱、赋敛之作达四十篇，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诗人在自身流离艰困、衣食无着疾病满身、"贾生骨已朽"(《入乔门》）之时，依然无时无地不在考虑百姓的死活，为国难而"伤神"，为自己"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而自责，为"岁月不我与"（大历四年《咏怀二首》）济世之略无从一施，"和谐社会"的理想无以实现而痛苦！这完全是发自肺腑、血肉与共的呼号，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夸，更非居官者"爱民"的自炫！正因如此当诗人一旦发现志同道合者为黎民呼吁，便由衷赞叹，《同元使君春陵行》称道道州刺史元结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兴奋地歌唱道："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侧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以为治世理想可待！大声疾呼："济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会苏息"，"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寄呈苏焕侍御》）也正因如此，杜甫在其痛苦难以自拔的同时，才能以诗人的童真"，幻想出一条解救危机的途径，在极不和谐的心境里构想出"和谐社会"的图画。
我们把前引杜诗梳理一下，可见杜甫的观点：在平息战乱的前提下，要解救"苍生今日困"的可行途径，就是皇帝"下令减征赋"。如何能减下来呢？他一再告诫："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均之以赋敛。"(《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恐乖均赋敛。"(《夔府书怀》）即一是要官员不贪，也就是"节流"，堵住"贵人们""索钱"的门户，自然减轻百姓负担。一是开源，不能把"赋敛"统统压在贫困无告的最下层百姓身上，而是向"富家"、"豪族"征取，既达到赋敛均平，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这样即使战乱之后一时仍不富足，也可达致"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的相对和谐而非加剧对立的社会局面。早在华州《试进士策问》时，杜甫作为"时务"之首就在思考欲使军旅足食。则赋税未能充备矣；欲将诛求不时，则黎元转罹疾苦矣"的两难问题。而要求应试者提出"仁渴救敝之道"术。入严武幕后由于了解了蜀中民情，便在《东西两川说》里明确指出：兵乱之后，下层贫民"未免见劫掠而还赁其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转富"，失去土地的贫民就"大抵秪与兼并豪家力田耳'。所以必须"禁豪族受赁罢（疲、穷困）人田"；而且要把"管内最大诛求""宜约（约束）富家办而贫家创痪已深矣"！为什么现实情况是"富家"不纳税而"创痪已深"的"贫家"反倒承受着沉重的赋役呢？原因就在"今富儿非不缘子弟职掌尽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哉！"富家子弟做官为吏者多，所以"邮正虽见面不敢示文书取索，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儿家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也就成了必然而普遍的社会现象！杜甫"均赋敛"正是在这种现实体验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只要做到"均赋敛"，府库日渐充盈起来，则"闾阎罢杅轴之嗟，官吏得从容之计"，"足食足兵"、"悦以使人"庶几可待，才是"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千羲皇之上"（均《见华州试进士策问》）的正确途径。正因如此，诗人在规劝帝王"减征赋"、"均赋敛"、"安井田"，勉励大臣以仁心行仁政、悯万民的创燠，谴责官吏强豪"渔夺成逋逃"的同时，对不堪盘剥者也要"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甘林》）。甚至借田父之口说出"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类的话。这一切完全是根基于他"和谐社会"蓝图之上的。
杜甫这种解救社会矛盾的主张，其核心虽仅三言数语，但意思还是明确的。从经济上讲，在于"均贫富"等"贵贱"，使社会"无富无贵"，没有倾夺，没有不平也就没有怨恨，安乐温馨；从政治上讲，君上爱民，为政以德，贵贱和合而不相欺凌，则上下各安其位，和谐有序。这也就是所谓"淳朴忆大庭"理想中的尧舜"大同"世界了。
值得注意的是，见于《礼记·礼运》被孔子和历代儒者称道的和谐温馨的大同"世界，本来只是一种道德理想的描述，并未涉及经济、政治制度层面的设计，杜甫却把均贫富"、"等贵贱"、'无富无贵"等现实经济政治诉求附着千其上，这就使得这种不免虚幻缭渺的道德理想具有某些"可操作"的较为具体的内涵。尽管就现实社会条件而言，它依然是无法实现的，但不论从社会史、从文学史上看，这种以"均贫富"、"等贵贱"实现"无富无贵"以创造社会和谐的理想的提出，意义重大。
"均贫富"、"等贵贱"、"无富尤贵"的思想，本是封建专制时代反映下层贫苦农民愿望的平均主义幻想。在封建等级制度已经成熟的唐宋时代，更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对现存制度的自发否定，对贫富尖锐对立的自发抗议，带有强烈的民主主义色彩。尽管"均贫富"一语本出先秦思想家。如晏子以为："古之盛君"必须"薄于身而厚千民，约千身而广千世……其取财也权有尤、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子春秋卷三·问上》）韩非也讲："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韩非子卷十八·六反》）他们都把防止贫富过度悬殊作为维持社会国家安定的"药方"之一，作为"明主"治国的一种方略或称统治术。"等贵贱"一语，首见《子夏易传》，所谓"天地节寒暑而成岁，圣人等贵贱而设制度"（卷六《丰传》儿荀况也说："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荀子卷十七·君子篇》）讲的都是"贵贱有等"的明确的等级秩序，以为儒家礼教的根本。所以，说杜甫"均赋敛"、"均贫富"观念来源有自，那是毫无问题的，但其立足点却完全在千为黎民的血泪而呼号！至于提出"无富无贵"使贵贱齐等的要求，与儒家传统"等贵贱"的观念就是决然相反的了。审视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把"均贫富"、"等贵贱"作为下层民众的诉求，明确予以提出的，正是在唐、宋历史时代。唐未民不聊生，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聚众造反，掀起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怒潮，最终结束了创造过辉煌盛世的大唐王朝。人宋以后，农民阶级进一步觉醒，淳化中青城县民王小波打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口号（《宋史卷二百七十六·樊知古传》），聚众举事。南宋初武陵人钟相发动农民起义，更为明确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义军所到处，以"均平""行法"，向现存封建秩序挑战。仅此而言，诗人杜甫在八世纪中叶唐代社会还处于盛衰转折的时期，第一个伴和着下层民众血淋淋的控诉而首先喊出"均贫富"、"等贵贱"、"无富尤贵"的口号，并为之苦苦追求，实在堪称为思想的哲人，时代之圣者，何止是"诗中圣哲"呢！假若检阅中国古代诗歌史，在诗中高唱这种"平等"思想者，则杜甫更是前无古人的"唯一"！杜甫的历史地位，杜诗在古代诗歌史上的意义，仅此一点，是否值得进一步思考呢？
诚然，受哺于贞观、开元"盛世"精神物质文明成长起来的杜甫，"奉儒守官"的家族文化渊源，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根本点上背弃儒学的传统，把"爱民"与"忠君"分割对立起来。正因如此，他所设计的"和谐"蓝图，不过是一种不改变当时的封建所有制和君主专制的经济政治体制，要求社会"平等"的乌托邦幻e想而脱离了经济、政治的基石，他为理想而发出的种种呐喊，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劝说以帝王、达官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弃恶行善"的无望的思想和道德的诉求！我们无意于责备伟大的诗人，当封建制度还"如日中天"的时候，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哲人，又如何能够明白作为封建政权的最高代表者，不论怎样开明的"尧舜君"，怎么能够去"等贵贱"，"均贫富"，实现"无富无贵"而自掘坟墓呢？这既是杜甫一生悲剧的根源，又是他执著追求，死而后已，幻想"和谐社会"理想可以实现的根源。因为他以诗人的天真坚信像唐太宗一样"爱民"的"尧舜"之君在我大唐社会最终一定会出现，所以，自觉生命之火将熄灭就将理想托付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自信即使躯体已朽理想仍将永存："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可叹》）杜甫确实是一位具有强大思想力掀的哲人！但，杜甫又只能是一位永远热血沸腾的最具童真的诗人！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任何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独的。杜甫之伟大，杜甫之局限，均集中显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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