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任华的交游
杜甫虽然没有在诗文中提及任华,但此人确系杜甫好友,个性狂放不羁,是个虔诚地信仰佛教的人。任华早年有隐居的经历。据《全唐诗》与《全唐文》载,任华在玄宗时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出为桂州刺史参佐。任华之所以遭贬谪,想必也是因其性格疏狂所致。天宝十二载(753),曾往长安访李白。又曾经隐于绵州培城,自称"销宦情千浮云,掷世事于流水"气广德二年(764)来成都,上书严武,声称此举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盲之疾",直言严武"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凌物,不能礼接于人",批评严武不悟忠恕之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怒千时人",应以"先之以卑辞,申之以喜色"的态度,听取他的良言。又尝与杜中丞书云:"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轻千信而薄千义,则四方无所取,惟公留意耳。"雯其狂放皆如此类。《全唐文》存其文一卷,《全唐诗》存其诗三首,分别赠李白、杜甫、怀素,可见其眼光极为独到。

在任华现存的一卷散文中,多有涉及佛教,毫不掩饰自己的信仰。他在《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序》中说:"无垢之咒可验,净居之言足征,岂独施千信者?亦将悟彼疑者。若可信而不信,不应疑而疑,则三途之中,不出入此辈。"道标和尚归南岳赴京都,任华作序文大加称扬:"通于禅门,精于律仪,善千说法,该于儒术。是以禅师伯之,律师仰之,法师宗之,儒流服之。自登戒坛,凡四十余夏,致弟子弥漫千江岭间,不下万二千入。不然,安得前后连率,新旧岳牧,莫不响风稽首焉?"可知任华对于佛教往往并不偏信一宗,又主张儒佛杂揉,为僧者当如道标,方能使佛门发扬光大。他又对虔上人说:"图书所载名山,如天台者鲜矣。故老莱游于斯,应真游千斯,虔上人亦游千斯。老莱崇于孝者也,应真崇于道者也,二公之美,上人兼而有焉。"他崇尚儒道释合流的观点,赞美虔上人三种美德,与送道标文完全一致。这是要求将儒佛结合起来。他把孝道与守戒联系起来,是为儒、佛合流寻找的理论依据。他认为:"道无上者归极,感罔极者报亲,在心佛在相。唯心与相,唇齿相依,二事同源,百行宗孝。"@他极力推重蒋氏兄弟的孝道,也是基千儒、佛合流的立场。从他狂放任性来看,他当是更倾向于不住不念的南宗禅,但他同时对净土宗也很有兴趣。从他不是特别强调相的方面来看,他信仰的净土当是唯心净土。他又对密宗颇为钟情。密宗典籍《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宣扬陀罗尼神咒的功效,认为奉持神咒可以获得巨大功德:
能与一切众生最胜安乐,不为一切夜叉、罗刹及癫病病饿鬼、塞捷陀鬼诸鬼神等作诸恼害,亦不为寒热等病之所侵损,所在之处恒常得胜。不为斗战怨仇之所侵害,能摧他敌,厌蛊咒诅不能为害,先业之罪悉得消灭,毒不能害,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水不能溺,不为雷电霹雳及非时恶凤暴雨之所损害。
所有这些功德,在任华看来,都是可靠的。
现存任华赠杜甫诗虽然只有《寄杜拾遗》一首,但已足以成为研究杜甫的重要资料。诗云:
杜拾遗,名甫笫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未己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
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
势攫虎豹,气腾蛟璃,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遠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
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眷,公卿无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
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传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拚髡须,乍低乍昂傍若无。
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
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己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呕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葛亮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
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于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两人不知何时相识,从任华屡屡称道杜甫在长安时事,至少在长安时,两人就已经相知。后来任华在绵州洛城隐居,杜甫也入蜀,远送严武入朝至绵州。杜甫到绵州时,也曾游滔城,并写下《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渚江泛舟送韦班归京》等诗作,必和任华在此时相会逗留。故傅璇琼先生引任华诗认为在宝应元年(762),"杜甫本年春与成都严武交密,任华诗当本年春作"气笔者以为,断定任华此时寄诗杜甫似可商榷。首先,任华赠杜诗,未必和杜甫与严武交密有关。若依严武的关系而论,杜甫与严武交密并不是任华诗赠杜甫的原因。严武与任华交情并不密,观其《上严大夫笺》很是清楚,何故严武与杜甫交密的同时定与任华交密?其次,若不依与严武的关系而论,杜甫至蜀已三年,何故任华独在此年春寄杜甫诗?再次,任华诗中提及幕府事云:"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持捏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严武第一次入蜀时间很短,杜甫未尝入幕。严武戎机在身,只能偶然到浣花溪畔相访,若杜甫没有入幕,安得谓"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故此必严武二次入蜀(时在广德二年),杜甫入幕之后方有可能。况且任华又云:"郎官丛里作狂歌。"杜甫所自矜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是严武二次入蜀后表请所致,而严武荐杜甫获准在广德二年(764)。任华所言杜甫在幕府中的狂态,当是亲眼所见,而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亦云任华是广德二年上书严武。既然任华诗中又及幕府,又云"别来已多时",故笔者以为任华寄诗当在永泰元年(765)春无疑。
严武在广德二年已经加封郑国公,任华仍然称其为大夫,大概郑公乃是爵位,而大夫乃是习称。诸家把杜诗《奉待严大夫》同样系于广德二年(764),仇兆鳌云:"唐人凡称节度使皆曰大夫,不必以封郑国公为疑。"呏用一多先生亦系千此年。
杜甫在世时,同时代的诗人中,任华对杜甫的评价很高。李白虽然是杜甫的好友,但那时兴趣在游仙访道,没有赞美杜甫的诗。严武与杜甫唱和甚密,尝称杜甫"也知光禄最能诗"气宝应元年(762),寄诗杜甫。韦迨对杜甫的评价很高,称其诗"大名诗独步",惜没有具体评价。而任华评价杜甫则从侧面入笔,闻别人一诵,即知是杜甫之诗,确为杜甫的知音。他以"黄绢"乃绝妙的隐语,作为杜诗的总评。后又盛称杜诗气势之盛,足见任华诗文尚奇之本色。又言杜诗远过曹、刘、沈、谢之作,首次确立了杜诗在诗史上的地位,开元稹评杜"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之先河;其一连串的比喻夸张,直接影响到韩愈的《调张籍》。故笔者以为此诗乃是杜诗接受史上较为全面评价杜诗的开山之作。
杜甫与任华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不太长,但两人很是相得,以致到了"任生与君别,别来巳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的地步。两人都信仰佛教,赞成通融,讨论佛教间题当大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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