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杜诗批评述略
晚清以前，对杜甫的研究，主要是杜诗的搜集整理、校勘编订、注释与评点。以论文的形式研究杜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从辛亥革命至二十世纪末，杜甫研究出现新趋势。一是致力于杜诗的普及，杜诗选本和通俗读物大量涌现，达百余种；一是学术论著、文章大量发表，以新的观点、方法研究杜甫生平创作与诗歌思想艺术成就。据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的统计：191I—1949年，有论文120余篇；1950---1976年，有600余篇，主要为1966年以前之作，"文革"前期的66年下半年至72年无一篇文章，73—76年不足二十篇；1977—1985年，达1200余篇。（《杜甫研究论文综述》《文史19哲86》年4期，87年1、2期）预示杜诗研究进人新纪元。以下主要参考张忠纲、赵睿才《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略》一文所述，加以简介。
一、1911一1949年的杜甫研究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民主的新思想的大旗，都极大冲击了儒家旧思想道德体系，为杜甫研究开辟了新境界。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作了《情圣杜甫》的演讲（载《晨报1992年副刊》5月28、29日，1962年收人中华书局《杜甫研究论文集》），针对以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提法，冠老杜以"情圣"的称号，首开以西方文论"真善美"标准评论杜诗的风气，认为杜诗情感内容丰富、真实、深刻与其表情方法的极精熟、鞭辟人里相统一，杜诗价值最大者在于以"半写实派"的手法，"描写出社会状况"，"呕吟出时代心理"，即使是"哭声"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继之而起的是胡适、苏雪林、吴经熊等人。胡适《白话文学史》专列杜甫一章，用社会学的方法，从文学思潮与时世变迁的关系中研究杜甫和杜诗，认为八世纪中叶即安史之乱发生以后，"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飞而杜甫便是这个文学新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杜甫中年以后，"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他在乱离中，发为歌诗：观察愈细密，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他以"表现人生"为其责任，亦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代表中国民族积极人世的精神。"(《白话文学史·十四章》）"然而由于胡适力倡白话，将'多用白话'视为杜甫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并大大影响到宋诗，又将滑稽风趣定为晚期杜诗的'特别风格'，其间虽有独到的发掘，但未免失之偏颇。他视杜甫晚年律诗为'一种消遣的顽艺儿'、'用来消愁遣闷'的观点，尤为后人不取。"（张忠纲赵睿才《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略》）苏雪林《唐诗概论》誉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认为杜甫"天性近于写实派"，安史之乱爆发后，与"李白逃到天上，王维、裴迪逃人山林，高适、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不同，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细心观察它、解剖它"，"严肃地沉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从而"把文学由天上提到人间，由梦想变成真实，而且代浪漫主义而兴，成为唐诗一大宗派"。杜诗不仅是"诗史"而且在"伟大人格的映射"与"诙谐趣味的流露"方面无不表现出真实。（《唐诗概论·十一章》）吴经熊《杜甫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也高度评价了杜诗真善美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
闻一多发表于1928年《新月》1卷6期的《杜甫》一文，称誉杜甫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以为中国"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他在讲课中认为"一个作家的遭遇跟他诗文的风格大有关系。李（白）杜（甫）王（维）三位诗人都同时经历了安史之乱，他们处乱的态度正足以代表各人的诗境。""杜甫一生的思想，是存在于儒家所提出的对社会的义务关系之中，这关系是安定社会的基本因素。""诗歌由写自然进为写夭道，再进为写人事，这就形成了杜甫一派。……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魏晋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则文学与良心二者兼备，杜甫便是代表，他的伟大就在这里。""天宝大乱以后，门阀贵族势力几乎消灭殆尽，杜甫所代表的另一时代的新诗风就从此开始。"在他看来，杜甫的功绩就在于突破盛唐那种贵族诗人的风格，而开启了中晚唐和后世绵延不绝的现实主义诗风。（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说唐诗》）其《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武大文1哲93季0年刊》1卷1-4期）"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掣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傅璇琼《（唐诗杂论〉导读》）朱自清采取"多义分析"的方法解析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杜诗，力图做到"以切合诗意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而非以己意穿凿、断章取义"，从而"解决从毛公《诗传》而来的'比兴派'方法和南宋而来的'评点派'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学1生93》4年）对注解杜诗者极富启示和参考价值。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深重民族灾难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极大地感召国人。战争促使人们深人体验杜诗的爱国精神，联系生活实际，挖掘杜甫描写战乱、渴望收复失地一类作品的现实意义。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萌芽1》期一。卷1946年7月）认为，身受日寇侵略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钱来苏《关于杜甫》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焕南《案头杂记》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均见延安《解放日1报94》6年11月3日）翡伯赞《杜甫研究》（《群众2》1九期卷，1944)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
杜甫的诗不仅在文学的造诣上前无古人，而且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也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杜甫的诗洋溢着爱国家爱穷人的热情，所以他的诗具有不冷的热力，一直到现在，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国文月刊51》期，1947年1月）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所谓人生，即指"时代生活"；作者"是生活在他那时代人群中的一个人"，他的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受民族矛盾的制约，其时对杜甫思想的研究，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学术杂志1卷》1期，1943年9月），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认为"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紾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杜甫的仁者用心，既是他视人我如一体，从某一人到多数人，到任何人，到全人类，全体都一视同仁，绝不怀自私自利之念"。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因而进于"博施济众"，是儒家精神的实践，也是杜甫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文3友卷》6期，1944年8月）以为，杜甫穷困流离的生活境遇，与孔子陈蔡绝粮的痛苦境遇相类似，他有"综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尤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时代需要杜甫"，也使此时在李、杜评价上，出现轻重抑扬之别。早在二十年代，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国学丛2刊卷》3期，1924年9月）在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时尚"、"求心其安"的贡献同时，就认为在诗歌创作上，李白乃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由毓森《杜甫及其诗歌研究》（《19文37学年报》年3期）认为，杜甫诗歌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白诗歌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3《卷文6友期》）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以为"李是出发千个人主义的，只想到自己的苦乐，绝不关心他人的苦乐；杜则近千社会主义，以社会大众的苦乐为苦乐，从自己的苦乐推想到他人的苦乐，甚至忘了自己的苦乐，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3傅庚生《评李杜诗》（《国文月75刊、7》6期，1949年1、2月）以感情思想想象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衡量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杜甫超过李白的原因在千"生活态度的不同":"子美他常是用深情的目光去注视社会，用谐趣来安慰自己；太白却是永远抱着游戏的人生观，把自己看成天字第一号的超人，而跟一切的人们去开大的小的玩笑。"这直接导致了李杜诗风一"沉郁"与"豁达"的差异，此差异归根到底在于"天真"与"不真"的品格的不同。
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也已上升到理论阶段。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文学年1报期》，1932年5月），总结前人之说，析疑辨误，迭出新见，以为六绝句乃少陵"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尔游戏视之"。罗庸《少陵论诗》（《2新期苗，1》936年5月）从杜诗中理出论诗和涉及诗者共189条，论证了"神"与"兴"的关系，指出"神"的素质是"性情"；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了"动趣"与"虚静"、"清新"与"老成"、"意气"与"理趣"、"法度"与"佳句"的关系。金启华《杜甫诗论》（《学3灯26》、327期，1946年3月）论述了杜甫学诗作诗论诗的独得之见："不薄今人爱古人"与"转益多师是汝师"为其"学诗纲领"；作诗"原于有神"，而"有神发于感兴，感兴因时地而生"；其论诗的旨归则在于要"以诗来为民呼吁、为民请命"，其艺术上的追求则在于"清新、壮阔、细密"。
此期，洪业的《杜诗引得序》，以富赡的资料，系统、全面考证了杜诗源流和历代注本。对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详为辨析；对自宋到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陔的评介，儿成一部杜诗学简史。（《杜诗引，哈得佛》燕京学社，1940年）程千《帆杜诗伪书考》对署名王沫《杜工部集注》、苏轼《东坡杜诗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律注》、杜《举杜陵律诗》进行详细考辨，征引诸多新材料，颇具说服力。（作千1936年，后收入《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代表了杜诗资料考据上的新收获。
二、1949一1976年的杜甫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俄文艺理论的影响，"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成了评价古典作家作品的两把尺子，大批研究者力图以此评价杜甫和杜诗，出现了不少研究专著；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以至被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冯冠至的《杜甫传》，以近十万字的篇幅，全面论述杜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让我们认识他在他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怎样发展、怎样创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些什么事物"。"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人民文学版《杜甫传》前记）成为第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研究杜甫及杜诗的理论著述，标志着杜甫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该传记在1951年l--6月《新观察》杂志上连续发表，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影响深远。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和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两书，都以现实主义、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作为分析杜甫的标准，对杜甫和杜诗作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傅作认为，在安史之乱中，杜甫的生活接触到人民，思想接近人民，因而其诗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性和现实性，《北征》为其转折之标志。傅作一再强调杜甫是一步步走向人民的，有一个由"阶级浪子"走向人民的"由掀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形成则"决定于时代对杜甫的影响"。书中结合时代情状，对杜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沉郁"作了颇为详尽的剖析，探究杜诗中情思与所咏事物之间的契合关系，资料丰赡，多有独到之见。该书出版后，曾在学术界掀起不小波澜，商榷性的论文出现过不少，但都没有动摇"杜甫是人民的诗人"的观点。萧涤非之作注重"生活实践"这一中介环节，认为杜甫通过生活实践与人民交往，体会人民的哀乐而接受其感情，学习和采用人民语言，更有力、更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疾苦。他特意将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独立析出，认为这是杜甫靠近人民的"契机"，贫困的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又认为：时代环境对诗人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诗人自己的"生活实践、思想意识"，如同样经历安史之乱的王维，就没有反映人民苦难的作品。萧氏观点与傅作差异主要在于，他认为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主要是人世有为的积极精神。杜甫的思想处千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之中，在特定条件下，"时危思报主"与"济时肯杀身"，"日夕思朝廷"与"穷年忧黎元"之间存在着统一性："'报主'之中有'济时'，'济时'之中有'报主'；'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就得'思朝廷'。"他还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来认识，把它作为老杜的基本思想；认为一部杜诗就是"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具体实践。
《述略》一文认为："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学者们将杜诗的写实性由传统'诗史'的认识提高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傅萧二著的解析也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但随后不久出现了将中国文学史研究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模式，杜甫在各种文学史中成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而杜诗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就被人为地忽视了。5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直接导致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出现，且极大地影响到杜甫研究。"
1962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举办了纪念活动，国内的杜甫研究更随之掀起热潮。郭沫若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提中倡李、杜结合，也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将"两结合"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纪念活动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代。此时的杜甫研究文章数量多，角度新而广，但论文都有意无意地不过多触及杜诗中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描述，"浪漫主义"的确压倒了现实主义。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人民日报19》62年3月28日）论述了"杜甫之为人"和"杜诗的成就"两方面，就其为人以陶渊明作反比，以屈原、鲁迅作正比，突出其"孺子牛"精神。萧涤非《人民诗人杜甫》（《诗刊》1962.2期）亦随之称誉杜甫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之一。"
王水照《杜甫思想简评》（《光明日1报96》5年8月8日）则以为：用"人民性"作为评价杜甫思想的"最高标准"或"终点"，掩盖了其"思想的阶级实质"；对千杜诗中忠君和爱国相交织的现象，应"细致而严格地划清两者的界限"，这才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该文总体上还是肯定：杜甫毕竟比他的前辈诗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这期间，杜诗艺术研究也受到重视。傅庚生《沉郁的风格，弘美的诗篇》、吴调公《青松千尺杜陵诗一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蒋和森《碧海掣鲸手一—杜诗的气魄》、安旗《"沉郁顿挫"试解》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杜诗艺术风格、特色（均见《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其后，王水照于64年发表《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评论》（《文史3哲期》），指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发表的关于杜诗艺术特色研究的文章，试图运用现代某些艺术原理来说明杜诗，"产生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如用"典型"说明杜甫某类诗歌的成就，用"崇高"探讨杜甫的美学观，用较"玄虚的古代诗论"研究杜诗风格，或以"醇美"作为评价的最高标准，存在将杜诗简单化、机械化或繁琐化的倾向。
对杜甫文学思想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马茂元《论（戏为六绝句〉》（《文艺19报62》.4期）理清了杜甫文学思想与其创作实践的关系，肯定其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建设性贡献。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文学评1论96》2.3期）认为杜甫从"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两方面营造诗歌，"在思想内容（气质风骨）上，他比其他盛唐诗人开拓得更深更广，在声律形式上，他比其他诗人探求得更深更细"；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独具慧眼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王运熙《杜甫的文学思想（》《文汇报》1962.4.11)认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和总原则。既重视诗歌有益千国家人民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作品的技巧与风格的多样化。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采纳。
对资料的整理、史实的考辨J日注的辩证等也出现新成果。四川省文史馆《杜甫年谱》(1958年推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萎萃丰富的资料，分时事、生活、作品、备考四个栏目，对杜甫的时代、生平、行踪、交游及创作做了详细的考证，为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万曼《杜集叙录》（《文1学96评2.论4期》）综述从樊晃《小集》起至清代"杜甫文集经过一于多年的编辑、整理、注释、训解、校勘、疏证，蔚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发展脉络。司马俨、姜炳蚚《杜集版本目录》（《图书馆》1962.2期）收录"从传世杜诗的最早刻本"宋本杜工部集到1962年之间的"不同版本的中外文杜集凡二百余种。"刘开扬《王嗣爽和他的（杜膛〉（《》光明日报》1962.4.《1文学遗产》），肯定明人注杜"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爽之《杜膀》"依次论述了该书的成书过程、选注标准笺释方法，举例阐发其"发明"和"贡献"，并指出其"牵强附会"和"袭人之说"的地方。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版），从诗文总集、别集、诗话、笔记、史书、地志、类书中，辑录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思想艺术等资料，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极大便利后人的研究。夏承焘《杜诗札丛》（《文学研究》1958)考辨杜诗有关史实、物事，对旧注之误多所辨正，自有独到之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学术界备受摧残，严肃的学术研究陷千停顿，古代文学批评沦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奴仆和工具。就杜诗批，评19而71言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19、76年刘大杰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和1975年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一一一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想》（《北大学2期报）》都是这种产物。郭著杜甫部分用"阶级"分方析法，论述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以及交游关系，着重强调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和"门阀观念".为此在诗意解释上，歪曲附会，以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完全背离客观、真实的科学态度。比如，说《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沦洗吴越！"是"杜甫恨不得把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痛'洗'干净。""三吏""三别"里对百姓、士兵是"廉价的同情"。《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屋漏无干处"的住所，"茅草有三重""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说"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甚至于从杜诗屡屡"屈（原）宋（玉）并举"，挖掘出村甫的"抑屈扬宋""封建意识的特别森严'，"正是地主阶级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e这样为迎合当政者的需要而妄为雌黄的做法，已远远离开学术批评的轨道。刘大杰的书，也是当时"评法批儒"政治运动的产物。他抛弃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分析，以"儒法斗争贯穿今古"、"是文学史的主线"为指导思想，把杜诗批评生搬硬套纳入"儒法斗争"的模式中把杜甫的某些局限、不足统统归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创作的成就则是"在后期思想中存在重法轻儒的一面'在具体评论上自然难逃片面化、绝对化的弊端，如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创作方面的读书万能论"和"神秘主义的玄谈"，"宣扬创作不要生活，只要书本的唯心观点"。从而批评杜甫的文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正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表现"。梁效《再评论》之文，本是为文学上的"儒法斗争"定调之作，宣扬"杜甫的成就来源千杜甫世界观中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进步成分"，而法家思想则是"他诗歌积极内容的主要思想基础"。完全是背弃历史真实的荒唐之论。
三、1977年后的杜诗批评与"杜学"重建
"文革"结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解放思想"和文学研究的复兴提供了基础。本阶段杜诗批评与杜学重建，是从批评上述刘大杰《发展史》和郭沫若《李自与杜甫》开始，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文史哲》1977.4期）和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文19史79哲.3》期）为代表，为杜甫研究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导乎先路。陆文针对"杜甫后期重法轻倩"的观点，爬梳杜诗，以准确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萧文驳正了郭著误解、曲解杜诗之处。罗宗强《李杜论略》作为这个时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论著，强调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通过对李臼"飘逸"杜甫"沉郁"诗风的解析，论证了二人诗风的不同，取决于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特殊方式，而尤优劣之分；纠正郭著扬李抑杜之偏颇。燕自《简论李白和杜甫》也否定郭著抑杜扬李的观点。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怪论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此书把自古就存在的'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其目的就是一个，'毛主席更爱李自诗'，因此就要改变自己的爱好和经过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这是荒诞而可悲的。"（见《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杜甫研究学刊》1998.4期）以为，郭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政治著作，它留给
我们两点启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与学者应具有人文精神。"思想解放"诚然是一个曲折而缓慢的过程，但随着束缚的减轻，古典文学研究首先蓬勃兴起。据统计，在世纪最后的十四年中，关千杜甫的各类著作出版达百余部，发表论文达2500多篇，可谓精彩纷呈。
这个时期杜甫的综合研究，出现一批专著：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齐鲁书社，1980)克服了旧版中的一些时代局限，全面论析了杜甫的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大抵"代表了我国八十年代杜甫研究的水平"（张忠纲《杜诗纵横探·杜集丛考》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对千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由于有些人把评传写成对于作者的片段叙述，例如作者的家世，作者的人生观等，我的意见不同，所以这本书不称为评传，称为'叙论"'C书中从杜甫生活创作的变化，论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一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同谷七歌》；二是寓居夔州时期，杜甫在七古、七律和排律上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陈贻掀《杜甫评传》上下（上海古籍出，1版98社2、1988)，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将杜甫和杜诗放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对时代与创作的关系、杜诗产生之主客观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论析，深刻揭示杜甫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过程，又通过作家纵横比较，探讨杜诗艺术的独创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填补了杜诗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其资料之详赡，作品分析之细致，都是空前的．为本时期杜诗研究的丰硕成果。莫硕锋的《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论述其诗歌成就及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思想家，探讨其人生哲学及政治、美学思想；述评结合而侧重千评，以图揭示杜甫在其时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程千帆、莫衙锋、张宏生师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背景，对杜诗流变的若干课题作了深入开掘，诸如"从屈原贾谊到杜甫"，"从杜甫到李商隐、韩伲"，"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杜甫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等，又有分体横向的比较研究，拓展了杜诗研究的视野。它如张忠纲《杜诗纵横探》、朱明伦《杜甫散论》等，都是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多方位研究的新成果。
关千杜甫思想的研究，张忠纲《应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2期）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愚忠的不是孔、孟，而是法家的韩非。"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其历史必然性，何况杜甫并非愚忠，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眨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康伊《杜甫君臣观新探》（《草1堂98》6.2期）认为杜甫的君臣观实质上就是魏征的良臣观：强调君臣相契，明君直臣，爱国利民，"一饭未尝忘君"不是其本色。裴斐《贫病老丑话杜甫》（《江汉19论82坛.8》期）认为杜甫最能体现韧性这种民族性格，其韧性表现于对社会、时代和民族命运始终不渝的关怀和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的丰富情趣，从中可以看出杜甫性格的全部光辉，这正是充分理解杜诗作为一代国史的全部意义。对杜甫的宗教思想，吕澄《杜甫的佛教信仰》（《哲学研1究97》8.6期）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与南宗无涉，人蜀后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陈允吉《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也认为杜甫的禅学信仰属于北宗，但"在他的世界观中，禅学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见《唐音佛教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邓小军《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与政治思想》和《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杜甫研究学刊》1990.4期，1991.4期，《陕西师大学报1》991.3期）探讨了杜甫对儒家思想及其传播的贡献。认为人性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是晚周原始儒家思想的两大骨干。人性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本善、入性普遍平等，其发展高峰是孟子直指人性本善、侧隐之心为仁的思想。杜甫直承孟子，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做出了独立的重新发明：侧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的根本。这正是杜甫高明千王通、韩愈、李翱等人的地方。杜甫的政治思想"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与愚忠不相干"，"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杜甫"用充满感情的诗篇阐释并丰富了儒学"，他"对宋代儒学发展的影响超过了韩愈"，所以说"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
关于杜诗的艺术成就，程千帆、张宏生《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一读杜甫咏物诗札记》（见《被开拓的诗世界》），就其咏物诗作了新开掘，认为杜甫的咏物诗数量多，题材广，命意深。其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报国的满腔热诚；其人道主义则在于广泛的同情心；二者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理性的深度。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19线96》.l期）探讨了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大致缕清了"歌"与"行"在表现职能上的分工，以及杜甫多作新题"行"诗的原因。叶嘉莹《杜甫七律演进的几个阶段》（《南京大学学1报98》1.3期）以为杜甫后期的七律，对格律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化境：表现千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与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而《秋兴八首》最能体现其"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创作精神。叶氏编撰的《杜甫秋兴八首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一书，多有对艺术境界之精当评述。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91.4期）探讨了其结构艺术的丰富性及审美功能的多样性。林继中《杜律：生命的形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4期）将杜律的"逻"辑与"秩序"界定为情感生命的律动与人的内在生命律动的同步合拍，由此焕发出的诗美。程于帆、张宏生《晚年：回忆和反省一—读杜甫在夔州的长篇排律和联章诗札记》（《中国社会科学》1986.l期），认为杜甫在夔州的长排和联章诗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所达到的全新境界，而且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绪，体现着由现在回溯到过去的反省，是"心智的果实"。李谊等《关于杜甫绝句诗的评价问题》（《四川师院学1报98》1.1期）认为"杜甫绝旬在唐人绝句中是独树一帜……为后世绝句诗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陈邦炎《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19草82.堂2期》）则认为，从杜甫艺术性强的绝旬所占比例看，似乎失大于得。"但从文学史角度、从绝句演进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在杜诗风格的探讨上，袁行需《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社会科学战线》1981.4期），从杜诗富有个性特点的意象群和独特的意象组合方式的角度，阐释了杜诗沉郁的风格。周裕错《试论杜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1983.6期）认为，杜甫把历史的、宇宙的、个人的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风格。裴斐《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4期）深入探讨了杜诗风格形成过，程将杜甫创作以秦州划限分为前后期，又细分为八期：壮游时期(35岁以前）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情懂期；长安十年是风格的形成期，"沉郁顿挫"的风格开始形成；辗转兵赘（三年半）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半年）是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两年半）是新风格的形成期，形成了萧淡婉丽的风格；流离两川（三年半）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雄浑悲壮与萧淡婉丽风格到这时都已经形成；羁留夔州（两年半）是这类风格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时期，"杜甫的夔州诗集杜诗之大成"；落魄荆湘（两年半）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杜诗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关键取决于诗人对现实人生始终不渝的执著与超越。裴氏还以《老杜之老》、《老杜之大》、《老杜之神》等为题，发表了系列评论杜诗风格的文章（《光明日报》1990.12.16，91.5.4，91.10.12)，多有精辟之见。
关于杜甫的美学思想，罗宗强《浑涵汪茫，兼收并蓄－－－杜甫文学思想刍议（《天津师院学报》1979.3期），认为杜甫"既赞成情性的自由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重天赋，又提倡苦学与功力；既主张写实，又提倡传神；既赞美'清水芙蓉'的美，又追求悲壮的美"，具有一些朴素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因素。吴调公《旅食京华春一长安十年中杜甫的审美观》（《草19堂84》.4期）认为杜诗的精神是悲与壮的结合，其结合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王岳川《杜甫诗歌意境美初探》（《人文杂志》1984.2期）也将悲壮崇高作为杜诗的主要特征。若干专著专论杜诗的写作与语言艺术，如文自成、范文质的《诗圣的写作艺术》（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0)论析杜诗的审美特征与写作方法。刘明华《杜诗修辞艺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通过杜诗修辞艺术的论析，阐明杜甫作为语言大师之成就。侯孝琼《少陵律法通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系统阐发了杜甫律诗的法则。
关于杜诗学史的研究，即探讨杜诗所受前人影响及其影响后世的承前启后关系，金启华《杜诗渊源论》、《杜诗证经》、《杜诗证史》、《杜诗证子》等文（均收入《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发挥了元稹"集大成"说，详细统计并论述了杜诗广泛借鉴前代诗歌及"经""史""子"著作的情形，论证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卢燕平《意恨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杜甫诗美之千庄子》（《杜甫研究1学99刊2.》2期）探讨了庄子美学风格对杜甫的影响。程千帆、莫硕锋《忧患感和责任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论述了屈贾忧国忧民的忧世精神和对国家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对杜甫的影响，阐明"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者"（见《被开拓的诗世界》）。黄珅《陶杜异同论》（《文学遗产》1991.3期）认为，陶杜皆"真"，然有本质差异：陶之真在自然，杜之真在性情在气骨；陶是脱俗之真，杜是入世之真。从而导致了诗的境界、风格特征的不同。陶道恕《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一略谈鲍照诗对杜甫的影响》（《草1堂98》2.1期）、张帆《江汉思归，乾客坤一腐儒—论杜甫晚年的乡关之思》（《杜甫研究1学98刊3.》3期）、张忠纲《何逊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分别论述了杜甫对鲍照、庾信、何逊的学习继承。吴明贤《论杜甫与陈子昂》（《草1堂98》3.1期）、钟树梁《陈子昂与杜子美》（见《杜诗研究丛稿》，天地出版社，1998)分别论述了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创作实践以及政治思想上对杜诗集大成的影响，认为陈子昂乃"杜陵之先导"。陈昌渠《"诗是吾家事"》(《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5辑）、许永璋《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杜甫研究学1刊98》8.2期）讨论杜诗的家学渊源。许文认为：祖孙二人"性情之真"与"艺术之真"的连接，形成唐诗新体制一一律诗的光辉成就的主流。邓健行《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杜甫研究学刊19》92.2期）认为，杜甫的偏向近体，跟他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和继承初唐新诗体及其相关的艺术创作方法不无关系。
程千帆、莫衙锋《杜诗集大成说》（见《被开拓的诗世界》）指出："杜甫之'集大成'与孔子之'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千承前，而在于启后。"杜诗的流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应是杜诗学研究的重点。杜诗精神首先泽被他身后的唐人，虽然他对大历以前诗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中国古典文学丛考》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则以为："杜诗在唐五代的流传极其广泛……对中晚唐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清华《诗到元和体变新—一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殷都学刊199》2.3期）以为，韩愈是"学杜最早成就最大的第一人"，杜偶一为之的奇险之作，对韩诗创作造成了直接的影响，韩同继承杜诗现实主义传统的白居易共同完成了"诗到元和"的变新"。特别是当韩愈以"志一气一气势一壮丽"这一种新观念对八世纪作重新考虑时，将杜甫完全视作开天诗人，与李白一起成为盛唐诗坛的中心，更可以看出杜甫对韩愈影响之深（参见吴光兴《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文学遗产》1994.3期）。房日晰《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文学19遗93产.2》期）、《杜诗与贺体——从用骰骰说起》（《杜甫研究学19刊96》.4期）、《萨都剌与杜甫》（《杜甫研究学刊1》996.1期）等文，论述了杜甫部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歌的根本性影响，并探讨了杜甫、李贺和元代后期以萨都剌、杨维桢为代表的"贺体"诗的渊源关系。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惺》（见《被开拓的诗世界》）认为，杜甫具有丰富深刻的政治内涵、跳出宫廷和个人生活小圈子的七律，直到晚唐的李商隐和韩侃才得到真正的、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李新《浅说杜甫的文学思想对韦庄的影响》（《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1期）认为，杜诗对韦庄明快、沉郁、雄健风格的词作和作为晚唐"诗史"的韦诗都有深刻影响。
宋代是杜诗学空前繁荣时期，出现所谓"千家注杜"、"学诗者非子美不道"之盛况。原因何在？学者们从多方面作了探讨。林继中《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文学遗产199》0.1期）认为，杜甫"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终于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一'诗圣'"。指出在这一认同过程中，"王安石起了重大作用"。裴斐《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评述》（《杜甫研究学刊》1990.4期）、《略论两宋杜诗学中存在的一种倾向》（《中国文学研究》1995.3期）认为，宋人独尊杜甫，其论据主要是教化说、诗史说集大成说、无一字无来处说他从梳理这四大观点的产生发展、内涵与不足中，发现两宋杜诗学中存在一种倾向：宋人将杜诗视同经史，盛赞其忠君爱国与史笔森严，而实际欣赏的却是那些无关现实的写景咏物和琐事成吟之作＄以为这种思想评价与审美偏好相悖的倾向，无关个人品格．主要决定千时代环境。周裕错《工部百世祖，滔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杜甫研究学刊19》90.3期）．探讨了黄庭坚学杜侧重点由功利的、伦理的到超功利的、审美的转变，从而说明北宋学杜思潮开始演变为有宗主家法与师承渊源的诗歌流派，杜甫既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存在为人推崇，又作为超凡入圣的艺术范刮受到膜拜，杜诗在江西诗人的阅读和接受中不断获得不同的反馈。胡可先《论宋末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1刊99》8.1期）叙述了杜诗学在宋代成为"显学"的过程、原因及表现。还有诸多论文探讨王安石、苏轼、苏辙、葛立方、张戒、朱熹、辛弃疾、姜夔、严羽、文天祥等对杜诗学的贡献，此从略。对宋刻杜诗版本的介绍、整理、研究也取得成绩，如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通过辑佚、增补、校订，对"复杂的宋人注杜"作了"清源通塞的工作"（萧涤非序），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部完整而严谨的赵注本。
从金元好问首提"杜诗学'元方回始倡"一祖三宗"，到明末清初，杜诗学出现第二个高潮期；许多杜诗评注本陆续刊刻，盛极一时，如"钱注"、朱鹤龄"辑注"金圣叹《杜诗解》、黄生《杜诗说》以至仇兆鳌的"详注"等；而这时由于政教中心的转化，主张变化生新、力求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气，也促使诗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和视点阐释杜诗，如王夫之王士祯、沈德潜、袁枚等。对此，本时期也产生大扯评述相关注本的特色、得失的论文。此不详述。其中，熊良智《王夫之论杜平说》（《杜甫研究学刊》l991.3期），认为王氏论杜的特点，是注重诗歌的审美属性，从艺术规律出发评价杜诗，总结杜诗的创作方法，批评杜诗的不足，具有鲜明的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张忠纲《渔洋论杜》（《文学评论》1987.4期），推翻赵执信'阮翁（王士祯）不喜少"陵之成说，肯定王渔洋"对杜甫是推崇的"，认为他对杜甫的批评虽有偏颇，但不都是没有道理的。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1学99刊4.1》期）认为沈氏重格调，尚浑成，推尊盛唐，宗法李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了一个通达融贯的理论体系，特别看到了杜诗渊源与诗体、诗格、诗法等方面的创新。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I9刊95.》3、4期）讨论了沈氏杜诗论的局限性：将忠君视为杜诗的中心，把杜甫朔成温柔敦厚的形象，割裂杜诗"雄浑悲壮"的风格，把杜诗很多成功的艺术手段变成僵死的教条。作为性灵说创始者的袁枚，论诗主抒性情，对传统的儒家诗教深致不满，与沈德潜形成鲜明对比。刘明华《芬芳徘侧解杜，转益多师学杜－袁枚对杜诗学的贡献》（《杜甫研究学刊》1993.l期）认为袁氏对杜诗抒情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六经注我"的叛逆思想；以"转益多师"的态度学杜，丰富了这一经典命题的内涵，对传统杜诗学惯性形成了冲击。嘉庆以后杜诗学渐衰，而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桐城派"却尊杜学杜，与江西诗派前后辉映。许总的《以文论诗．寓刚于柔——桐城派杜诗学阐论》（见《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以为，桐城诗论中的杜、韩、黄（庭坚"一）灯相传"的体系是在以文为诗的创作背景中，由以文论诗的艺术理论有力地扭结起来的。
1986年，郑庆笃等编著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和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前版者收录自樊晃至1984年的杜诗书目890种，后者收录1200余种，都极具参考价值。
时至20世纪末，面对杜诗研究之累累硕果，"杜诗学"面临进一步的整合阶段，谢思炸《杜诗解释史概述》（《文学遗19产91》.3期）、廖仲安《杜诗学》（《首都师大学19报94》.5、6期）、胡可先《杜诗学论纲》和《杜诗史料学论纲》（《杜甫研究学19刊95》.4期，1997.2期）、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首都师大学1报99》5.4期）等文，以及许总的专著《杜诗学发微》，都在这方面提出构想，做出有益探索。杜甫作为"诗圣""情圣""集大成"和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己最终得以确认，杜诗的研究批评，将在康庄大道上，不断收获新成果。
来源：根据胡大浚，王为群著作《杜甫诗歌研读》网络公开内容整理。免责声明：以上整理内容源自网络公开资源，仅供学习与参考，不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或时效性，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
文章标题：现代杜诗批评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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