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阶级意识

杜甫的阶级意识

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转徙中，是亲身体会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这显然是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脱胎而来，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能有这样明白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便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

杜甫广德元年（763）夏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有《喜雨》一诗，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怎得用钢鞭鞭打雷公，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看他在诗句下的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原来他是要清洗或扫荡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又是些什么人呢？我现在根据《资治通鉴》中所叙述，把当时的情况，揭示如下：

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今浙江衢县）。破之。……九月，……袁晁陷信州（今江西上饶）。冬十月，袁晁陷温州（今浙江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

代宗广德元年（763）夏四月庚辰（初七），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时晁聚众近二十万，转攻州县，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

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就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的希望是达到了。他所敬仰的“中兴名将”之一的李光弼——他在《八哀诗》中所哀悼的第二人，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但没有等待他的钢鞭，费了八个月的“剿灭”，把农民起义军“扫荡”了。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

再举一个例子吧。在《夔府书怀》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诗句写得非常隐晦，如果不看注，是很难理解的。“云梦”的故事出于《左传》鲁定公四年：“楚子涉睢（“睢”，《左传》哀公六年作“沮”，水名。）济江，入于云中（云梦之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由于”是王孙之名）以背受之，中肩。”杜甫的诗意就是说强盗厉害，虽是“绿林小盗”你也不能轻视它，轻视了就会遭到楚昭王的处境，后悔难追。“察眉”的故事见《列子·说符篇》：“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眼，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杜甫用这个典故，意思是对于“苍生”（老百姓）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要能防祸于未然，在“眉睫之间”便能辨别出乱党。这就是杜甫的阶级感情，多么森严而峻烈呵！

以上只举了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生在封建统治鼎盛的唐代，要怀抱着那样的意识、采取着那样的立场，是不足为怪的。旧时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要赞扬那样的意识和立场，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沿袭着旧有的立场，对于杜甫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新的专家们爱称赏杜甫的《三吏》和《三别》，以为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就让我们把这六篇作品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吧。为了郑重起见，我把它们逐字逐句地试译成现代话，以增加我自己的确切的了解。

这六首诗的时代背景是怎样呢？肃宗乾元元年（758）秋，杜甫在左拾遗任内，以疏救废相房琯获罪，被谪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司功。到了冬季，他回到洛阳。那时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以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史思明自魏州（故城在河北大名县东）引兵趋相州。第二年乾元二年三月，两军战于安阳河北，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两军各南北溃退，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切断河阳桥，保卫东都洛阳。李光弼、王思礼等撤回，其余溃归本镇。杜甫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回到洛阳而又离开洛阳的。可能在相州溃败后不久，他由洛阳折回华州，途中就其所闻所见写成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即所谓《三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即所谓《三别》。虽然是各自独立的六首诗，但也可以看为是在一个主题下分成六段的一部乐章。留下了当时战地附近人民的生活苦况，的确是很可宝贵的。我现在先从《三别》译起，再译到《三吏》。

新婚别

全诗是新娘子的泣别辞，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但这无疑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诗人有时是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贫家女”。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何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不过像这样暮婚朝别、送郎从军的“贫家女”故事一定不会是虚构，只是杜甫写得还不够真实而已。

垂老别

一对老夫老妻的惜别，写得相当细腻。两位老人互怜互慰，终于硬着心肠离别了，然而五腑六脏是摧毁了的。子孙都阵亡尽了，老翁怕已年过七十，依然被拉去当兵。自知只有一死，丢下的老妻也只有一死。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

无家别

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特别是最后一句：“何以为蒸黎？”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

新安吏

唐代自天宝三年至代宗广德元年七月规定：“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见《唐书·食货志》）。但在新安所有的壮丁都已经早被拉完了。现在奉命拉走年满十八岁的“中男”。诗人看到有母亲送行的“中男”比较壮，由于平时有母亲照拂；没有人送行的便瘦得可怜，这表明母亲是死了或者病倒了。为什么只说母亲送行呢？这也表明男丁早被拉光。天色已经黄昏了，人已经被拉走了，像河水东流那样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被撇下的母亲们还在山野里号哭。诗人便劝告她们：“不要哭了，即使把眼泪哭干，把眼眶哭现出骨头来也没有办法，天地都是无情的。”接着又加以安慰：“好在劳役不重，给养也还好，特别是做长官的人（退守河阳的郭子仪，时因战败降职为左仆射），就像大家的父兄一样，可以放心。”

诗很简练，而叙述却颇为细致。无疑，诗人是有同情心的，特别是“天地终无情”句，也表示了相当的激愤。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石壕吏

“石壕”，前人以为即陕县城东七十里石壕镇，由诗中看来，一夜可以赶到河阳，可见离河阳不远。河阳古有三城，北城在孟县，南城在孟津，中城在夹滩——灵宝之北。河阳辖地颇广，郭子仪当时驻军于河阳，或者其驻军之一部分就在石壕附近，不然，三城的任何一城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赶到的。

诗，完全是素描。诗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里，适逢其会，遇着了这个悲剧。所写的老板娘颇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她被拉走了，“幽咽”的当是她守寡的媳妇。店老板躲过了风险之后，逃回来了。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呼号很猛的差官没有惊动诗人可以理解，因为只消表明身分是华州司功，就够了。但差官却没有奈何媳妇儿，不知道是否碍在司功老爷的面前不敢胡为，还是诗人行文有所文饰。只好作为一个问题附带着写在这儿。

潼关吏

诗人到了潼关，看到在筑新城。他打听了一下情形，被请下马来踏看了新城的形势。于是和管工程的差官作了一番对话。差官是主张坚守的，夸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诗人也同意坚守，因而回想到不久前哥舒翰轻率出关应敌的失败，要后来的守将引以为前车之鉴。

“桃林”就指潼关一带。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派兵进攻潼关。当时守将哥舒翰本拟坚守，但为杨国忠所疑忌，怕这位突骑施族的大将也有异志，怂恿唐玄宗派遣宦官促战。哥舒翰仓卒出关应敌，遭受大败，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为部下所出卖，成了俘虏，投降了安禄山，但终竟为安庆绪所杀。

这六首诗，的确是杜甫的刻意之作，基本上是写实，具有独创的风格。从内容上来说，的确是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把安史之乱时靠近前线的真实面貌，留下了一些简洁的素描。在旧时代的文人中传诵了一千多年——当然也有人不敢选读，是可以令人首肯的。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毫那样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是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了。他曾经在《甘林》一诗中这样明白地吐露过：“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劝其死王命，慎勿远奋飞！”国步艰难，苛捐杂税很多，在个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可以施点小恩小惠；但谁要逃跑或者抗粮拒税，那就不能马虎了。“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把这种精神和态度，说成是“为了人民”，人民能够同意吗？

认真说，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三吏》中所写的“吏”都不那么令人憎恨。“石壕吏”虽然比较凶，但只是声音凶而已。对于“潼关吏”，诗人还引以为同调。潼关吏是主张防御的，诗人表示同情，认为哥舒翰之败确实是出关迎敌的结果。这却充分证明：诗人的军事见解并不怎么高明。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乎人心的向背，并不全在乎战术上的攻或守。这点常识上的问题，诗人都忽略了；而只一味地谴责哥舒翰。哥舒翰固当谴责，但只谴责他一个人，那是对于更上级的负责者开脱罪行。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有意识的。他有时也骂骂“小吏”，而为“大吏”大帮其忙。请读他的《遣遇》一诗吧：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

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

他把横征暴敛、苛差劳役的暴政，归罪于在下的奸猾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这和《新安吏》中的“仆射如父兄”是一样的手法，和《潼关吏》中的“慎勿学哥舒”也是一样的手法。

过分夸大《三吏》和《三别》的“人民性”，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杜甫并没有作到深切的了解。为了认真地了解杜甫，我还要举两首新研究家们认为富于“人民性”的作品来加以解剖。我同样采取逐句对译的形式，以免自己在了解上的疏忽。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诗的性质，旧时的注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隐喻时事，有的说是写实。但无论是隐喻也好，写实也好，诗里面是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的。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

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被一位老农夫扭着喝酒，他不断赞美御史中丞严武）

时严武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又兼御史中丞，中丞乃御史大夫的副职，尊称之则为大夫。因兼成都尹，故诗中又屡称为“尹”。诗里把老农写得很朴实，说话也很直率，在旧时代可以算得是一篇好作品。但不久前的研究家，竟有人说“杜甫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和农民差不多成了一家人”，那完全是皮相的见解。诗里的老农，很明显是一位富裕农民。诗人和这位老农，是把界限划得很清楚的。他是却不过人情，才勉强受着招待。说老农太不讲礼貌，说老农粗鄙，阶级的界线，十分森严。诗人为什么要做这首诗？他的用意不是在感谢老农，而在为自己设防线，特别是要借老农的口来赞美严武。诗不是写给老农看的，而是写给严武和他的幕僚们看的。“借花献佛”，诗人的手法倒相当高明，但能闭着眼睛说，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吗？

对于严武应该作怎样的评价？旧时代的史官们也还比较客观，一方面赞美他的防御吐蕃的武功，另一方面也斥责他的骄奢暴猛。《唐书·严武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

这评价是接近真实的，和杜甫的诗对照起来，可见诗人在使用曲笔。“一言而赏至百万”，杜甫的这首诗，不知道要得到多少报酬了？但杜甫尽管布下了防线，就因有这样的诗，却也遭受到了士大夫们的责难。《唐书·文苑传》说他“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看来就是根据这首诗所下的评语。这也表明：尽管诗人已有森严的阶级感情，然而阶级感情还有比他更森严的人存在。

如果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杜甫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早就消声匿迹，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的“乱臣贼子”的骂名了。“超越了自己的阶级”，真真是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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