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杜诗向来有"诗史"之称，以史证诗也是杜诗研究和唐诗研究中惯用的方法之一。陈寅恪和钱钟书在二十世纪的唐诗研究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陈寅恪通晓多种文字，史学巨匠，学问渊博。而钱钟书亦记忆力超人，学贯中西。他们同是"人中之龙"，但对于"诗史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所谓"诗史说"，即认为诗歌反映了一段史实，因此在诗歌阐释中，要以史证诗，尽力挖掘出诗歌背后的那段历史，以达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陈寅恪主张"诗史互证"和"以诗证史"，唐诗在陈寅恪眼里是难得的信史。而钱钟书却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并多次提出诗与史的不同，这是钱钟书贯穿始终的认识。陈寅恪和钱钟书，一个对诗史说极力赞同，一个则坚决反对，正如胡晓明先生所说："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恪。吨）两人的认识构成了二十世纪关于诗史说不同认识的两极。

一、陈寅恪的"诗史"观及其诗史互证方法

陈寅恪是"诗史"说的支持者，而他在《元臼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运用最多的是"诗史互证"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是继承了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方法。陈寅恪显然是"诗史"说的支持者，在他眼里，诗具有史的真实性。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他以杜诗中关于"杂种胡"的诗句，补证"故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陈寅恪云："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此视杜诗为信史。《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以唐史考证杜诗"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一句，得出杜诗中的"朔方健儿"即指同罗部落而言的结论。陈寅恪在文章的最后说："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其被困长安时所作之诗，如《哀江头》、《哀王孙》诸篇，古今称其文词之美，忠义之忱，或取与王右丞'凝碧池头'之句连类为说。殊不知摩诘艺术禅学，固有过少陵之处，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确，则远非右丞所能几及。由此言之，古今治杜诗者虽众，而于少陵之为人，似犹知之未尽"。此文以唐史考证杜诗词句之义，颇见功力，也含有以杜诗为史的意思。《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征诸史实，证明杜甫之《咏怀古迹》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少也是运用了诗史互证的方法。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陈寅恪在唐诗与唐史的研究方面有以诗为史的倾向。他通过诗史互证的方法考明唐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更正了唐诗的一些旧注，有助千我们对唐诗诗意的理解。

陈寅恪视诗为史的文艺观不仅体现在唐诗上，他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了《柳如是别传》，是他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所推出的典范之作。他以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柳如是二人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和分析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历史事件，为中国近代学术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把一切诗歌均视为史。他说："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许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诗歌则保留了大鼠历史记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象。"。陈寅恪自然很清楚诗与史的区别，但在他的文艺观念中，他最终还是把诗视同为史的。

作为"诗史"说的支持者，陈寅恪的诗作也多可称为"诗史"。陈寅恪失明嫔足的不幸经历，他治学的感受，他对世事的看法，多可从他的诗歌中得到印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亦多用陈诗以证当日之事，颇有以诗证史的味道。如一九四七年，时陈寅恪五十八岁，在清华大学，"时事日非，眼又不见"，有《丁亥除夕作》一诗云："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钱岁觥。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对国事的感叹溢千言表。又一九四八年八月陈寅恪作《报载某至重庆距西安事变将十年矣》云："铁骑飞雪京洛收，会盟赞普散边愁。十年一觉长安梦，不识何人是梦囚。"一九四八年九月，陈寅恪作《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云："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其煮豆其先尽，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叽一慨然。"又一九六一年《失题》云："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此上诸诗，颇可称陈氏"诗史"。

综上，陈寅恪是杜诗"诗史"说的赞同者，他继承和发扬了钱谦益以史证诗的方法，陈氏本人诗作亦颇类"诗史"。

二、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

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及其对"诗史"的认识很早就曾受到批评。1958年，中山大学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道："陈先生说诗所记载的史料最真实，比史书的记载还要真，。心同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的文章，文中说："陈先生喜欢用'史家记事之实录'，'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一类话来赞扬白居易的诗歌，其实这不是赞扬，而是模糊了、贬低了它的价值。"自那时起，这种批评与陈寅恪的巨大名声相伴始终，一直到今天。如胡明在1999年发表文章回顾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认为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国学研究专家均用力在历史上，史学的成就是一流的，而唐诗研究整体成就却不高。诸如此类，均可视为对"诗史"说不同角度的批评。

对"诗史"说提出批评最为有力的是钱钟书。陈寅恪视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而钱钟书也有类似的看法。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集中都化用了不少的杜诗，而杜甫诗似乎还是钱钟书夫妇共同的喜好。但是，对于"诗史"的认识，钱钟书与陈寅恪却是相反的。钱钟书是从以下角度反对"诗史"说的。

首先，钱钟书认为即使诗和史写了同样的事，并且诗也是真实的，但不能因为诗中的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因此，"诗史"说是一个偏见。

钱钟书说，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宋诗选注》的序言，似乎是一篇批判"诗史说"的檄文。钱钟书说：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指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唯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栽，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国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细味钱钟书这段话，钱钟书是从辩体的角度对"诗史"说提出批评的，他认为不能"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

其次，钱钟书反对"诗史"说，还因为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但这些诗却是优秀的诗作，这说明文学比史学高明。钱钟书说：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里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元吉的记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梒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凤的考据，所遇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证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未得高明。

钱钟书在这里换了一种角度来说明"诗"和"史"的区别，其批评的矛头直指陈寅恪。

再次，钱钟书反对"诗史"说，是因为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即诗没有能力担起史的责任。钱钟书说："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喟）这是钱钟书批评"诗史"说的另一个角度。

对"诗史"说的批评是钱钟书贯穿始终的思想，也是钱钟书不遗余力所要阐明的一个观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然执着'遣兴'、'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心而这一意见，在《管锥编》中更是反复致意：

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大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

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自汉以还，有以此专门名家者。

诗必取足于已，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苟参之作者自陈，考之他人载笔，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则匹似名锦添花，宝器盛食，弥增佳致而滋美味。芜词庸响，语意不贯，而藉口寄托遥深，关系重大，名之诗史，尊以诗教，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

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中对"诗史"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钱钟书的这些言论，既是他的文学主张，也是针对陈寅恪而发的。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评是不遗余力、一以贯之的。

在钱钟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发言稿中，陈寅恪的影子简直是呼之欲出：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全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钱钟书说的这位讨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的大学者显然就是陈寅恪。

对"诗史"说提出批评意见的钱钟书，他的诗作也与陈寅恪截然不同。钱钟书解放后的遭遇不可谓不曲折，先是下放到河南农村，再是女婿自杀，回城后又与强邻发生冲突，被迫"流亡"。同时，这些年间，国家也发生过无数的大事。但是，奇怪的是，风声雨声，国事家事，在钱钟书的诗中几乎没有什么反映。钱先生真算得上是"心如荷叶"，水珠转念就没有了踪迹。

三、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正确理解"诗史说"的内容，对确立正确的诗歌阐释方法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同意"诗史说"，即同意诗歌的背后有一段史实。在诗歌阐释中，他会以史证诗，尽力挖掘出诗歌背后的那段历史，把诗歌放到产生它的历史中去观照，这样就达到了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但是，不同的人会从相同的诗歌中看到不同的历史事件，这样就会导致诗义阐释的歧义。而有的诗歌，它背后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背景，如果给它强加一个背景，认为该诗的微言之后有大义存焉，就会陷入穿凿附会的误区。

另一方面，反对"诗史说"，即认为诗歌背后不存在什么历史背景，或者他们刻意忽略这个背景，对这些诗歌后面的史实视而不见，这使他们阐释诗歌时能够更多地注意到诗歌的美学特征，能够以自己的诗心体味诗歌的诗情，从而达到对诗歌艺术特征和美学特征的更完美更充分的把握。但是，忽略诗歌的历史背景往往带来解释的随意性，即不同的解诗者对同一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征的体味和把握可能有很大差距，他们都根据自己的体会对诗歌进行解释，这样会使一首诗可能存在许多种解释，而这些解释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因此，在解诗时，既要注意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又要注意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寅恪与钱钟书虽各执一端，观点相反，却各有道理。

尽管如此，理解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还要和当时的时代风气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钱钟书反对意见的意义，因为钱钟书对"诗史"的看法与他所处的时代风气恰好是相反的。1949年以后，诗歌价值的评价标准是看诗歌是否具有人民性，是否是现实主义的，是否反映了阶级斗争。当时强调的是学术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这种风气之下，唐代诗歌中受到重视、被认为有价值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诗。这正是一个"诗史"被推崇的时代。正是在这种风气和背景下，钱钟书提出了他对杜诗"诗史"说的不同意见。这种不合流俗的观念反映了钱钟书注重审美、疏远政治的思想倾向，也表明了钱钟书独立不移、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

由此可见，钱钟书对"诗史"说的批判完全出于他对文学的独特认识，而未曾顾及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思潮。钱钟书同陈寅恪的诗学观点的不同被视为是"两种诗学范式之争"，胡晓明先生认为："学术的不同最终是学者人本身的不同。在解诗方面，陈、钱都不愧为．艺术家'。然而钱是智慧型的解诗艺术家，他那浓厚的智者品性、他那慧光四溢的探索意趣，都不能不最终自觉发展成一套打通四部、破体成文的方法。而陈寅恪则是情感型的解诗艺术家。这种叶青'当然不是一般日常人生之'情'，而是对于历史文化近乎宗教般的痴情。他几乎是带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在那古代的世界中，晞嘘呼吸，为沉睡千故纸中的历史人物招魂返魅。所以他要精心发展出一套诗史互证方法，以及古典今典同异俱浪的方法，以延伸他的文化生命。叽）但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判意见，实际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综上所述，陈寅恪是"诗史"说的支持者，而钱钟书对此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陈寅恪与钱钟书代表了二十世纪杜诗"诗史"说不同意见的两极。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判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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