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李白-农耕与商业文化精神之比较
唐代诗国天空中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一为"诗仙"，一为"诗圣"，二位大诗人，因其思想、个性，乃至文化气质的差异，从诗到入，皆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对此，葛景春先生《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一书，曾有过详细的比较――从思想类型来说，李白属道家思想系统，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世界，批评时政和礼教虚伪，崇真疾伪。杜甫属儒家思想系统，重社稷民生，着重表现人生和人性的善与美，属儒家'善美'的审美观。……从个性上来说，李白是外向型的开放个性，而杜甫属于内向型的内敛个性。……从表达方式和表现对象来说，李白是以自我为轴心，以表现自己，揭露和批判上层社会为主。杜甫是以社会为轴心，以描写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与抒发其忧心社稷苍生的深切感受为主的……从艺术风格上来说，李白是着重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风格，杜甫是着重描绘现实的写实风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与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
不仅如此，考察李、杜二人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实际，可以发现，二位诗人身上，分别体现着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精神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乡土情结的强与弱
唐代社会经济，虽仍以农耕为主，但商业也很发达。京城长安中有专门的商业区一一市，陈国栋《懋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一文中称："开元之前即已热闹繁盛的商业，仍然以在大都会中进行为主。隋、唐营建长安、洛阳为两京，是全国最大的都会。此外，长江上游的成都与下游的扬州也是二大都会，俗称'扬一益二'。……包括大都会在内，凡是县治以上的城市都有官设的'市'作为交易所在。中县（人口在三千户左右）以上者，均设有市令来管理。……长安有东、西二市，各据一坊心，即足以为证。商业活动出于买进卖出、差价盈利的需要，流动性是很强的（如"行商坐贾"），因此，行走四方、汇通天下，而不固守一方，就成了商业文化的典型特征－正谓"商工游食之民"(《韩非子·五蠹》），中唐诗人张籍亦有诗云："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估客乐》），可见，商人的乡土意识也是比较淡漠的。
李白二十五岁即离乡出蜀，去国远游，"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自此，漫游四方，不以故乡为念，成为了李白主要的生活方式，如其诗中所言，"去国长如不系舟"(《寄崔侍御》），"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可见其游历四方之心重，毫无恋家之念。
李白一生曾遍游唐代两京及各个大都会，其《江夏行》侧面反映了唐代的商业繁荣，并有"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海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江夏行》），"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长干行二首》其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丁都护歌》），"瞿塘饶贾客"(《江上寄巴东故人》）等关于商贾的诗句。而且，其诗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骁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行》），"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门有车马客行》），"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以他乡作故乡，不辞长年在外，其乡土情结之淡漠，正符合商业文化的精神特质。
在当代和后世人的眼中，对李白这一性格特征，亦有明确的记述，如盛唐诗人任华作诗云："（李白）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中唐刘全白云："（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竭记》），范传正云："(李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农耕文化则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衣民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流动，也不能像商业民族那样冒险，只能生老病死千故土之上，过着稳定的、程式化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稳定而艰苦的农耕养成了农民有很重的乡土观念，防御意识和守成的心理。反映在儒家的经典中，则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死徙无出乡"(《孟子·滕文公上》）等名言。这是因为，"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农业为主，劳动力加土地。没有了土地，就无以为生。所以农业经济形态下的人民'安土重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杜甫曾在《进雕赋表》中自言家世："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心，他对孔孟儒家传统思想也多有继承，其中也包括安土重迁之思想。
杜甫一生表现安土重迁情怀和思乡诗例则有很多，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支离东北风云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故乡之思不时出现千笔下，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成都府》），目睹节令变幻、山川有异，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或喜或悲，皆关涉故乡；"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豻虎边"(《归梦》），"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大麦行》），怀乡之情，念兹在兹，"寤寐思服"；他如"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其二）、"来东万里客，乱定几年归？"（《归雁》）、"故园今若何？"(《复愁十二首》其三）……其思乡盼归之心，与日俱增，丝毫未因离乡日久而淡漠，从中亦能体现出农耕文化中浓厚的乡土情结。
二、家庭观念的浓与淡
在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人们对于家庭的观念也是有浓与淡的程度区别的商业文化讲求开放、自由，商人重视个人利益，家庭观念淡薄，正如中唐诗人白居易所云："商人重利轻别离"(《琵琶行》），李益亦有诗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而农耕文化背景下，人们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具有集体责任感。
就李、杜二人而言，在"安史之乱"中，李白独自去庐山避难，而杜甫则始终携带家属，富有家庭责任感。这也在二人一生的诗作中有所展现，李白诗云："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馀。……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秋浦寄内》），"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尚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送杨燕之东鲁》），"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寄东鲁二稚子》）……动辄撇弃妻子，离家远游；"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万愤词报魏郎中》），"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虽时有怀念悲慨之语，然依旧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并不归家与亲人同患难。
杜甫诗中，则时刻充满着思妻念子的浓郁亲情，如战乱之中，诗人一度与家人分别，思亲之情频频出现千笔下一一"今夜郬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一百五日夜对月》儿"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述怀》），"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值得一提的是，杜甫不仅在诗中思亲，还付诸行动，当他一旦有机会回家探亲，则立刻启程探家，如"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北征》），"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女病妻忧归意速"（《发阆中》）；当生活相对安定之后，诗人也是朝夕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甚至，"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谒真谛寺禅师》），"妻儿待我且归去，他日杖黎来细听"(《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也成了诗人辞官和不肯出家的最主要的理由；并且规劝他人，"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时时以妻儿为念，足见其家庭观念很浓。这些，都是李白所难以做到的。
三、友情珍重程度的厚与轻
在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人们对于友情的珍重程度是不同的。农耕文化背景下，人们坦诚相待，极重友情，因为"农业经济形态下行为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民风淳厚，稳健朴实。衣业生产是一种实体生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不得半点虚假。……农业经济形态下这种淳厚、朴实、稳健的民风主要表现为待人诚恳，处事谨慎……可谓重义轻利。而在商业文化背景下，人们大多以谋利为主，本着金钱至上原则，重利而轻义，对于友情的珍视程度相对淡漠。
以李、杜二人交往而言，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在东都洛阳初次相遇，而后同游梁、宋，其间二人关系之亲密，正如杜诗所言－－"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然而一年多之后，因二人志向不同，李白东下归隐庐山，杜甫西上长安应试制举，旋即分散。此后，杜甫一直思念李白如故，在全部杜诗中，涉及到李白的有十五首，其中专门写给和怀念李白的有《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赠李白》("二年客东都")、《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不见》、《寄李十二白十二韵》十首；提及李白的有《饮中八仙歌》、《送孔巢父病归江东兼赠李白》、《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昔游》、《遣怀》五首。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二首（或三首，加《戏赠杜甫》），则对于友情的珍视程度，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对此，后世诗论家亦多有评述。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沧浪诗话·考证》）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李杜往来诗"条则称：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则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其多。如"李侯全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铨"，"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泸"，"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凤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倘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可见，对于二人之间的友情，杜甫珍视一生，李白则十分淡然，过后即忘，已是人所共识，这也正是农耕与商业文化精神在二入身上的不同体现。
四、为人处世中的利已与利他
如前所述，商业文化背景下，人们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与人交往也本着利己的原则，正所谓"名与利交至，民之性"（《商君书·算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赵壹《疾邪诗》），不惜见利忘义；而农耕文化背景下，"农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狭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单一、纯朴，在利与义之间，一个主导观念是重义轻利"②，人们坦诚相待，提倡"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为人处世宁可舍己以利他。
李白自我清高，目无下尘，自称"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生傲岸苦不谐"（《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少年行》），"出则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其处理事情总是以个人为中心，即以朋友交游而论，如其诗所言，"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广陵赠别》），"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将进酒》）…总是以自身喜好、兴致为依归，而不顾他人情绪，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其六）。当他仕途不顺，理想破灭后，不从自身性格寻找原因，却一味怪责世人一"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可见，正如苏雪林先生《唐诗概论》中所称，李白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杜甫为人处世，则常常是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如其赠答诗所云，"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丹青引赠曹霸将军》），时常为友人的贫困、仕途不顺而感慨；宾客偶至，杜甫虽家贫，亦热情款待，"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宾至》），"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对待自家奴仆，亦以真心相待，"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信行远修水筒》）；对农夫乡邻，亦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平等相待，"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此外，如"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遗穗及众多"（《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秋野五首》其一），在自身家贫漂泊之际，尚时时周济穷人；至如"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更以其苦己利人的崇高思想品质，流传后世。
对此，北宋苏辙《诗病五事》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以李、杜二人利己、利他之行作比较，肯定杜甫"有好义之心"。北宋名相王安石作《杜甫画像赞》云"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①，高度礼赞其苦己利人的精神。南宋黄彻《署溪诗话》更云：
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乐天《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绫袄成》云："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获之辜也。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
通过杜甫、白居易同类诗作的比较，指出二诗境界之不同，称颂杜甫"苦身以利人"之举的难能可贵。
五、生活作风中的享乐与节俭
商业文化背景下，人们以拥有财富为荣，重视生活消费和享乐；农耕文化背景下，则与之相反，以俭德为美，崇尚勤俭持家。这两大特征也在李、杜二人身上有所体现。李白一生有两大兴奋点：饮酒与女人。这从其众多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描写于金买醉生涯的诗句，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留连百壶饮"(《友人会宿》），"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一），"曲尽酒亦倾，北窗醉如泥"（《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一掷千金，烂醉如泥，年年如此。描写押妓生活的诗句，如"对舞青楼妓，双鬓白玉童"(《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半道逢吴姬卷帘出挪榆。我忆君到此，不知狂与羞"（《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吴娃与越艳，窃宛夸铅红。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拢。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馀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寄远十二首》其十一），"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寄远十二首》其七），其轻狂薄幸之态，如现目前。且李白更以东晋风流宰相谢安自比，"携妓东山"之典，亦时出笔下，如"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东山吟》），"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我今携谢妓"(《东山二首》其一），"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一）。
将饮酒与押妓合写者如"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车傍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襄阳歌》），"把酒领美人，请歌邯郸词"（《邯郸南亭观妓》），"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驱》），"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少年行》），"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李白如此骄奢淫逸之真实自我写照，也正是崇尚享乐的商业文化精神的体现。
对此，古今诸多诗论家皆有共识。据北宋诗僧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曾
评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见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正是符合李白诗歌创作实际的。胡适《白话文学史》则称："他好饮酒，天天与一班酒徒在酒肆中烂醉。"他尽管说他有'济世''拯物'的心：我肠们总觉得酒肆高歌，五岳寻山是他的本分生涯。"林庚《诗人李白〉〉文一指出："李白所受于市民阶级的影响，当然也有其庸俗的一面，如诗中屡次写到'携妓''观妓''黄金醉买'等的生活，那正是市民阶级出现后带来的现象。"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亦称："李白不仅有携妓、观妓之举，还有出妓之事……在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经济十分繁荣，千是各种类型的妓女作为社会赘抚相继出现。文人雅士与艺妓互相往来，是一种极普遍的风流逸事。"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对于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农耕文化中崇德尚俭的思想，也是切实加以继承的，如儒家创始人孔子云："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倌》），"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儒家经典之一的《左传》亦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真切地体味到民生疾苦，他不仅自身生活节俭，而且把崇尚俭德上升到治国的高度，力谏统治者厉行节俭，并对其骄奢淫逸行为大加批判，体现在杜甫的诗中，如：
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娱同。（《往在》）
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
天王日俭德，俊义始盈庭。（《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宇》）
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全且休掷。（《驱竖子摘苍耳》）
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赠别贺兰铦》）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
可见，李白与杜甫诗中所体现的迥然不同的入生价值取向与生活态度，正如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所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白，曾不系其心哿，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同年语哉！"。
结论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李、杜二人身上，分别鲜明地体现出了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烙印。从二人不同的出身来看，李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林庚先生指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千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则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换句话说李白的出身就近于一个市民阶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李白自己的生活，他在《与贾少公书》里说的最明白：'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心，并且，李白自言"穷与鲍生贾"（《秋日炼药院慑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一生仰慕春秋时期商人之祖陶朱公范蠡一一"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何如鸥夷子，散发棹扁舟？"(《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八）等，亦可以佐证。此外，商业文化开放、自由，重个人利益，李白作诗擅长旧体乐府、歌行、古风等格律较为自由的诗歌体式，诗风豪迈飘逸，主要抒发个人情感，亦与商业文化特性相合。
杜甫思想中以传统儒家学说为主导，儒家学说中历来就有重农耕、以衣为本的思想，如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裁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薄税敛，深耕易褥"（《孟子·梁惠王上》），"竭力耕田"(《孟子·万章上》）；荀子亦云："务其业而勿夺其时"（《荀子·大略》），"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在杜诗中，能够体现以农耕为本思想的诗句也很多，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更横索钱"(《昼梦》），"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等，诗人还亲自从事农耕，如"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除"（《为衣》）等。此外，农耕文化保守、扎实持重、循规蹈矩，重集体利益，杜甫作诗擅长律诗、排律等格律严谨的诗歌体式，诗风沉郁厚重，多抒发家国之忧，亦与农耕文化特性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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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杜甫、李白-农耕与商业文化精神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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