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王维的交游

杜甫与王维的交游

杜甫赠王维之诗，现存最早当是作于乾元元年(758)的《奉赠王中允维》。诗中说："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可知杜甫了解王维其人，应当很早了。确如杜甫所言，王维"以诗名盛千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气王维诗名如此卓著，杜甫在少年时代也不会不知，只是杜甫和王维何时相识则难以确考。王维自开元三年(715)十五岁时离家，至开元九年(721)赴济州司仓参军之前数年间一直在长安，而杜甫则在天宝前没有至长安的记载，故在此之间相识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王维间或至洛阳等地，杜甫尚处幼年，也不大可能有相见的机会。其间王维曾和岐王结交，并写下《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诗。据《旧唐书》载："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千兴庆坊，亦号'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宪千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伪、岐王范千安兴坊东南赐宅。吨）故知杜甫见岐王千东都积善坊，王维则是在长安安兴坊及周闱地区。此时王维与杜甫见岐王时间、地点均不合，故不可能在岐王宅里相会。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汇笺》及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均认为杜甫于开元十三年(725)在洛阳岐王宅中听李龟年乐曲，其依据是杜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江南逄李龟年》）。而王维在开元十四年(726)之前数年里，一直在济州司库参军任上，不可能在岐王宅里见王维。王维自开元十四年暮春归长安（或至洛阳），此时亦不可能与众人在岐王家中聚会。据玄宗《册惠文太子文》："维开元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皇帝若曰：呜呼！帝室之干，曷降年不永，天伦之戚，而因心有加，饰以徽章，孔怀之义也。"©可见王维回京时，岐王巳经病笃，且不大可能在洛阳养病。其时王维与杜甫既不可能在岐王宅里相识，则不排除在别处相识的可能，但无据可证。在杜甫至长安之前，王维辗转于淇上、长安、河西等地；杜甫则自开元十九年(731)开始了较长的漫游时期。开元二十三(735)年，杜甫自吴越归东都赴贡举而不第；据史载此时玄宗在东都，王维任右拾遗当随行。此间或有相见的可能。"忤下考功第"后不久，杜甫游齐赵数年；王维则多在长安，自无晤面的机缘。

据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天宝五载(746)，王维似作库部员外郎究而杜甫则结束十余年漫游生涯，至长安致力千仕进之路。此后不久，杜甫拜谒了驸马郑潜曜、张泪、汝阳王李珊、河南尹韦济等权贵，并与顾诫奢、郑虔、岑参等人交游。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认为杜甫与王维在天宝五载(746)相见，未知何据。陈贻掀教授认为"安禄山乱前，杜甫与王维是否熟识，不得而知"。

笔者推测，在"安史之乱"前，两人熟识的可能性极大。其一，二人对诗歌乃至其他艺术门类均有广泛兴趣；而谈禅论道也可作为共同的话题，王维对佛教则更为虔诚。相似的爱好可以促进彼此交流。杜甫久仰王维诗名，更有可能主动接近王维。其二，王维在乱前仕途比较亨通，任给事中等清要职位接近皇帝，便千讽谏奏事，因而杜甫与王维交游有利于仕途。若能获得王维对其诗赋的赞许，则易千获得声名。其三，两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大大增加了交往的机缘。如房珛"布衣时与甫善"，相知甚早。房珛在开元中为卢氏令时与王维交往，王维作《赠房卢氏珛》，表示请房珛为其营屋隐居。与杜甫同登大慈恩寺塔的储光羲，也是王维的好友。储光羲先前曾在终南山隐居，天宝六载(747)出仕为太祝，后又升迁为监察御史。他和王维频繁唱和。其诗文原有七十卷之多，《全唐诗》中仅存诗四卷，其中《同王维偶然作十首》、《同王十三维哭殷遥》、《答王十三维》等诗均为与王维酬答之作。其诗向来被目为"王孟诗派"。还有薛据，《全唐诗·薛据小传》云"据与王维、杜甫最善"。王维有《座上走笔赠薛瑭慕容损》、《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据十韵》等，二人又同赋《瓜园诗》，而杜甫赠薛据或诗中提及薛据有九首。又有裴迪、崔季重等人，与王维交往甚密，与杜甫也多交往。杜甫在华州时行数十里至崔氏蓝田庄会饮，此前也必定熟识。其四，从杜甫的《奉赠王中允维》诗来看，杜甫不仅早慕王维诗名，还对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相当了解。"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若非与王维相识，恐怕不会一直对王维很关注；若非缘于对王维的关注，洞悉是非真相，以杜甫的为人，恐怕也不会对王维作出直接而肯定的判断。以杜甫为左拾遗的职责观之，尤应如此。

至德二载(757)，杜甫被授左拾遗，此后与王维、岑参、贾至、严武等同朝频繁唱和。《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就是与王维、岑参、高适同和贾至之作。杜甫《奉赠王中允维》一诗也当作千此时。王维在陷入叛军时被迫受伪职，千六类中三等定罪，自然是个很大的打击。其"一生几许伤心事"，此当是一大宗。杜甫将王维比作庾信，身陷敌邦而心系故国，与陈琳降曹性质大不相同。又说他佯病为主，忠心不改，堪比贞妇事夫。"此诗直是王维辩冤疏"。。这在当时事关大节，对王维来说是个巨大的精神支持。乾元元年(758)秋，杜甫为华州司功时，曾至蓝田寻崔季重，又顺道访王维，只是王维不在，大门紧锁，"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可见杜甫对此处比较熟悉。杜甫在夔州时，王维已经去世，他念及王维，想起这段往事，写下"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解闷》）之句，对王维谢世充满碗惜。

王维对佛教之虔诚，在唐代居士诗人中罕有其匹。《旧唐书·王维传》有一段简括的描绘："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辈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销、药臼、经案、绳床而巳。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风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王维的信仰，主要是禅宗。他和北宗禅的渊源甚深。王维母亲也奉佛，"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气对王氏兄弟影响很大。孙昌武先生曾做过分析，认为"普寂以下师弟子四人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周裕错先生认为："王维诗受北宗的影响似乎更大，诗中更多表现的是北宗'凝心入定，住心看净，举心外照，摄心内澄'的境界。"可的确，王维很善于禅观，"山中习静观朝榄"，静观是他经常的观物方式。但同时，王维也是较早受到南宗影响的居士。王维为慧能作碑文，缘于神会"谓余知道，以颂见托"，但绝非为临时随意泛泛之作。所谓"谓余知道"，当指王维知慧能南宗顿悟法门。王维在碑铭中给予慧能极高的评价，赞成"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偏于空寂，颇有"无一物"与"明镜台"的区别。王维曾在南阳临湍驿向神会问法数日。神会曾对王维说："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维对此话很吃惊，"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这是南宗无修无证与北宗"时时勤拂拭"的不同，前者虽言定慧等而重慧，后者由定发慧。正是基于不起心，我们可见王维诗文中的直心不着意的痕迹，从而具有南宗禅的意趣。王维有些诗歌强调无念、无住。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汃"松风吹解带，江月照弹琴"(《酬张少府》）之类。另外一些诗歌则多动静不二之趣，与看静有别。"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限》汃"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南宗禅认为，只要无相、无念、无住，在家出家都是道场，此意合千《维摩诘所说经》。他劝魏居士出仕说："虽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虽高门甲第，而毕竟空寂。人莫不相爱，而观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视财若浮云。于足下实何有哉！圣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知名无所著也。……无守默以为绝尘，以不动为出世也。"这种"无守默以为绝尘"的态度显然与南宗禅较为接近。

王维不仅修禅宗，也习华严顿教，此处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王维有《大荐佛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据陈允吉师考证，道光禅师实际上是一位华严宗僧侣气王维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此外，王维也信仰西方净土。王维现尚存有《西方净土变画赞（并序）》、《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千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并序）》两篇赞美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的文章。他认为阿弥陀佛净土固然美好，但只是手段，或者说是成佛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巳，而真正的法身佛，则是无所对、离空有的。

鉴千王维和杜甫对诗歌的共同兴趣，二人同僚时，讨论诗歌、交流创作经验乃至聚会唱和应是自然之事。王维、杜甫、岑参、高适同和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询为文坛盛事。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岑参、"杜甫、王维、贾至等并为两省僚友，唱和甚盛"。这种唱和，实际上也是诗歌交流的方式。杜甫称王维为"高人"，虽不专指诗歌，但诗歌当是使其成为"高人"的重要原因。随着交流日多，杜甫与王维的关系比先前亲近许多，我们从《奉赠王中允维》一诗中，尤其是其首联与尾联，不难看出杜甫较为强烈的情感倾向。除了诗歌之外，两人对佛教的共同兴趣，也能成为探讨的话题。他们参悟北宗禅，对新鲜的南宗禅也不排斥，以慈悲情怀接物，对戒律的认可以及西方净土的信念，都是比较近似的。作为诗人兼好佛者，禅与诗的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中国古代不乏哲理诗的传统，尤其是晋代诗坛上玄言诗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王维与裴迪的《铜川集》中诸作，大多入禅，且在形式上比较统一，正是唱和交流的结果。杜甫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和许十一俱好诗贪佛，交流修禅心得；许十一诵其诗，杜甫则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咏其事。王维与裴迪、杜甫与许十一之间俱有诗禅互动，故王维与杜甫晤言诗禅且将二者相结合，并不令人惊奇。

无论是王维或杜甫，纵观其禅诗，大致有两大类：第一类以佛理或禅事入诗；第二类寓禅千景，寓理于事，乃至思与境偕，物我两忘。当然也有大量介于两者之间的诗作。前类如王维的《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等。纯用佛理为居士解脱病痛，理胜千情。杜甫也有这类诗，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赠蜀僧闾丘师兄》等。

第二类禅诗尽管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但更多地体现王维对诗境的开拓，是其禅诗在诗史上极具特色而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在王维这类诗作中，有些富有禅意的诗歌，以虚静之心映现自然景物或生命律动，但随即离开这种"有"的状态而指向虚空苍茫之"无"中。如《铜川集·斤竹岭》：

檀栾映空曲，青翠涤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这种景物空有与动静的交融与禅境中心境的凝心与举心有一致性。樵人即时出现又即时消失在视野中．唤起一种刹那生灭之感。而入千林中的樵人终究存在，"无"中又兼存"有"的因素，也令人遐想。正如陈允吉师所言："我们读王维那些有代表

性的山水诗，就可以发现，他特别喜爱去表现那种'色空有无之际'的景象，带着闪烁而朦胧的笔调，在有无缭渺的画面中，引导读者去领悟自然界的无常和不真实。"(杜甫的一些写景诗也是如此，如《绝句六首》之六：

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乌栖知故道，帆过知谁家？

诗人居于浣花溪畔"小径曲通村"(《绝句六首》之三）之所，处千芳春时节"幽栖身懒动"(《绝句六首》之二）之时，自觉内心一片宁静，花鸟云帆，俱可照见。而过往帆船在诗人眼前的有无转换，同样能产生既具体而又空渺的感受。

杜甫虽然没有留下直接和王维谈禅的诗文，但王维的影响也显然可见。杜甫尝至蓝田，作《崔氏东山草堂》诗云："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磐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东庄崔氏与西庄王维门户相对，王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诗下自注言"山西去亦对维门"，可知崔氏与王维别墅周围环境十分接近。据《长安志》记载，杜诗中白鸦谷地多产栗，翠微寺即在近旁。杜甫对此处很熟悉，故此前有"云薄翠微寺"之句。王维《归铜川作》诗云"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杜诗同用王诗中"疏钟"、"渔樵"，且顺序相同，又言及"谷口"，未必尽是偶然，很像是印证王诗所说，故仇注直引王诗作为出处。而且杜甫由暗用王诗到尾联直接明言寻访王维，其思路亦清晰可见。不仅如此，相同的地点，近似的情怀，加之王维诗歌的感染，使其诗之风调也与王诗相近。在铜川周围，佛寺众多，王维诗中即提及化感寺、悟真寺、青龙寺等，傍晚时疏钟斜阳询非虚言，那种佛教环境立即使杜诗也染上了道气。张誕注杜先引王维《铜川别业》诗所言西庄，认为杜诗"前六句之意，盖也识此趣矣"，可见二人同趣之处。

王维将禅理融入山水田园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铜川集》中的绝句成为其典范之作。后人往往认为用类似组诗的绝句描绘山水是王维的创造。如纪晓岚《批苏诗》云："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尺幅小景，其格创自《铜川》。"萧驰认为："铜川山水小品之千中国抒情传统的意义，在开创出一新的风格和精神世界。"(王维诗中的入禅名句善于在寂静空寂之中展现无有造作的生灭变化，千外物则离空有而心不住。王维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杜诗云"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遣意二首》之一）；王诗云"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铜川集·辛夷坞》），杜诗云"谷鸟鸣还过，林华落又开"《(上臼帝城二首》之二）。杜诗常有这类似羚羊挂角之句，直逼王孟胜境。杨伦谓杜甫《大觉高僧兰若》"风调颇似摩诘心，罗宗强谓"杜亦追求萧散自然之美。在这些地方，颇近于盛唐人，'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此旬颇近王维'气，而前引杜甫《绝旬六首》，不但用五绝描山绘水，而且同样直接摄景入诗而多有禅趣。不难看出，杜甫对于王维诗歌的借鉴。善于转乘多益的杜甫，吸收王维诗歌创作的经验，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禅学修养，更是这种转化和吸收的催化剂。

杜甫的禅诗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借鉴王维的创作经验，正是其眼光独具处。王维尽管深知凝心静观的禅法禅法，但用诗来表达时，也需形千外境。既然境由心造，故观境与观心不二。在禅宗看来，所拈之"花"到底也是方便，却比直接的言教显然更接近第一义。对同样作诗学禅的杜甫来说，王维入禅之作以形传神，类似拈花微笑式的表达方式之成功经验，也甚值得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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