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与儒家"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顾名思义，是对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这部史书创作手法的概括，其显著特征即在以简洁凝练的语言叙述史实的行文中，一字寓褒贬，凸现儒家传统的礼义纲常、长幼尊卑，如杀有罪曰"诛'气杀罪无曰"杀"，下杀上曰"弑"，称各诸侯国君亦严分爵位高下，如"齐侯"、"晋侯"、"秦伯"、"楚子"；由千经典的垂范作用，这一创作手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历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史"的编纂中"一以贯之"，甚至也广泛地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出身千"奉儒守官。"（《进雕赋表》）之家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将这种史书的创作手法，融入到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加以接受和发扬，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一、不动声色，讽谏君王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杜甫继承了先秦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如清人刘熙载所云："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o，他无疑是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即是其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批判讽谏帝王之失，因为在先秦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里，并非像后世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五常"那样，要求"君为臣纲"，把君臣之间视为绝对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是提倡一种君臣互动的关系，即所谓"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比如孔子曾鲜明地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俏》），孟子更进一步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芬，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的形象比喻；杜甫敢于在诗中刺君之失，也正是其"忠君"的一种特殊方式。
早在长安十载(746—755)困守时期，杜甫就曾有感于唐玄宗无视民生而采取过度开边的政策，在诗中批评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于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兵车行》）。以汉喻唐，将玄宗比作穷兵赎武的汉武帝刘彻，继而陈述百姓不堪兵役之苦而民生凋敝的现实境况，虽不直接点名，但在行文中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今皇帝，则是不言而喻了；既把握了君臣之间的分寸，又鲜明地讽谏了帝王边疆政策的失当，这正是"春秋笔法"的妙处所在。
而在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肃宗次年千灵武即位，大力排挤玄宗旧臣。杜甫因疏救宰相房珛，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后被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对此，杜甫大为失望，终于弃官远赴秦州，并在诗中言到"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看似称颂肃宗圣明如尧，实则暗用反语，与实际情况相对比，更能凸显出肃宗的昏庸；并且在诗中批判乾元二年(759)肃宗听信宦官李辅国谗言，在邺城前线九节度使中不设主帅，致使胜势反败一一"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忆昔二首》其一），以辛辣而幽默的语言，对其昏眺无能含蓄地加以讽刺，在这里，直言是无力的，而以"春秋笔法"不动声色地暗暗一击，批判的力道则倍觉沉重。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新即位的代宗依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特别是听信宦官程元振之言更换边防重将，致使广德元年(763)冬，吐蕃攻陷熬厘（今陕西周至），进逼京师，代宗疾率群臣狼狈出奔陕州（今河南陕县），吐蕃大军直入长安。漂泊西南的杜甫对此亦痛心疾首，在作品中实录其事，"犬戎直来坐玉床，百官跦足随天王"(《忆昔二首》其一），"犬戎也复临咸京"(《释闷》），"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城上》），叙写吐蕃军入京，百官奔逃之状，真实如画，昔日威服四夷的大唐天子，在百官赤足蜂拥之下仓皇逃窜、流离失所，狼狈不堪，而犬戎胡族之辈竟大肆进军京都长安，堂而皇之地坐上龙床，对"国耻"客观真实记录，将贬责之意寓含其中，确乎使代宗难辞其咎。
从上述杜甫对大唐三代君主的批判讽刺中，可以看出，诗人秉持传统儒家"忠君"之伦理道德规范，出语含蓄，虽非直刺帝王之失，而代之以陈述客观现实，以彰显其行政不力，用"春秋笔法"不动声色间达到讽谏，"事实胜于雄辩"，则更有说服力。
二、旁敲侧击，讽剌权贵
不仅仅是规讽帝王，对于朝廷权贵、皇亲国戚的飞扬跋扈、骄奢淫佚，杜甫也敢于以现实主义手法在诗篇中给予无情地揭露，如作于长安十载困守时期"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全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阖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爸，水精之盘行素鳞。犀著厌妖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遐实要津。后来鞍马何迫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获，青乌飞去衔红巾。奂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因杨贵妃为玄宗专宠，其从兄杨国忠拜为右相，贵妃三姊皆封国夫人，诸杨势倾朝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时人为之侧目。杜甫在本诗中巧借曲江游春这一典型事件，先以客观而又铺排的笔法描绘了杨氏姊妹的丰神、体貌及服色之艳丽，如明代钟惺、谭元春所云："本是讽刺，而诗中直叙富丽，若深羡不容口者，妙！妙！"(《唐诗归》）。然后"就中云幕椒房亲"笔锋一转，点出了其贵戚身份，又通过豪宴的仪仗着力衬托出了杨氏姊妹的穷奢极欲，嚣张气焰；"后来鞍马何送巡"句后，又把镜头对准杨国忠一人，用杨花、白频同根相覆，及青鸟衔巾的比兴含蓄手法，旁敲侧击地揭露出他们兄妹苟合的丑行。最后"慎莫近前丞相嗔"，更点明其身份。通篇看似铺张作赞，无一处批判语，但却以句句写实、处处是贬的"春秋笔法"，将高超的讽刺艺术寓含其中。正如清人浦起龙所谓："无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之一）清人黄周星亦云："通篇俱描画豪贵浓艳之景而讽刺自在言外。少陵岂非诗史？"(《唐诗快》正）得其旨也！
除了长篇歌行，杜甫还曾用短小精炼的绝句形式，讽刺贵妃之姊虢国夫人受玄宗恩宠而骄蛮不轨，就是那首流传后世的《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诗篇仅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一个洋洋自得而又放荡不羁的贵夫人形象。堂堂国夫人，本应乘轿或车辇进见君王，她却"平明上马"堂而皇之地进入宫门；朝廷命妇面君本该严妆，以示庄重，虢国夫人却"素面朝天"，轻侁不尊之态如现目前，也清楚地暗示了她与玄宗的不正当关系。诗人虽只是着力写其轻薄娇媚、举止风骚，实则言辞之间已寓褒贬，这正是"春秋笔法"的妙处所在。
由上可见，杜诗的史笔实录，虽未正面扞击，但通过旁敲侧击的烘托渲染，亦能对诸杨的丑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批；直至"马鬼事变"后，杜甫在他那篇被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称作"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也"0的名作《北征》中，将杨国忠在马鬼驿被诛、贵妃赐自缢，称作"奸臣竟菹醋，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炟。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以"奸臣"、"褒姐"冠之，更是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贯彻始终。
三、卒章显志，以警达官
自乾元元年(758)被贬出京城长安后，大诗人杜甫依旧关注时局，忧心社稷，在诗歌创作中继续行着批判现实之道。乾元二年(759)三月九节度使邺城兵败之后，为补充兵源，官军竟采取了不分老幼的抓丁政策，适逢杜甫洛阳探亲回还，从新安去潼关路经石壕村，目睹其事，以时事入诗，作《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途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该诗作为"三吏"、三"别"组诗的代表，以史笔直书所见所闻，全用素描，不着作者一字评语，而其意自见，可谓绝作；开篇一联，既点明官吏抓丁时间已入夜，又用"捉"字，一字寓褒贬，批判其危害百姓的强盗行径，"老翁逾墙"，见民不堪其扰，其后老妇数语对答，虽省去酷吏问讯之语，而其催逼之势尽显目前，最终通过"如闻泣幽咽"、"独与老翁别"等句，暗示出酷吏仍执意拘老妇而去，虽未对其仅有"吏呼一何怒"一句正面描写，然其凶狠跋扈的丑恶嘴脸和残暴行径仍被明确揭露出来，如清人王嗣爽所云"夜捉夜去，何其急也"(《杜膀》）。
更为重要的是，篇末"急应河阳役"一句，毫不留情地点明石壕吏背后抓丁政策的指使者，为唐军重要将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注云："子仪兵既溃，用都虞侯张用济策，守河阳。尽管杜甫曾多次在诗中对这位国家栋梁之才大加赞赏，如"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郭相谋深古来少"(《洗乒马》），然而，诗人秉持着"直笔在史臣"(《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的理念，对其危害百姓的抓丁政策则难以苟同，因而以"春秋笔法"卒章显志，"图穷匕首见"予以谴责，可谓是非分明，有画龙点睛之妙。
此后，杜甫尽管从华州任上弃官而去，颠沛流离，"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然目睹各地军阀混战、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之状，也都一一入诗，予以批判。如于永泰元年(765)在云安所作的《三绝句》其三："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先以史笔叙述"殿前兵马"纵暴伤民的"骁雄"事迹，暗含讽刺，末句标明"官军"名份，则更加凸显出其所作所为与强盗无异，直述其行，而褒贬自明。
还有杜甫广德元年(763)流寓梓州时所作的《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其二，虽为饮宴应酬之作，然在数句场面、客套语之后，诗人不忘在篇尾以"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一联诗，化用汉乐府《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之语典，对李梓州的沉迷女乐、为官不谨之风婉言加以规讽，尽得汉儒"主文而谪谏"(《毛诗大序》）之旨，可谓绵里藏针、一针见血，将"春秋笔法"的妙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华夷之辨，严加防范
儒家传统历来严华夷之辨，如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俏》），孟子亦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千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尊王攘夷"，也是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创作中一贯的笔法。而杜甫的思想中以儒家传统的孔孟学说为主导，如宋人黄彻《碧溪诗话》云："老杜似孟子"也因而，在杜诗创作中，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作品里，也鲜明地继承并表现出这种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倾向。
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民族战争《旧唐书》载安禄山言：
"我父是胡，母是突厥"（《旧唐书·哥舒翰传》）《新唐书》载："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新唐书·史思明传》）。安史叛军大多出身于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父子之间亦相互残杀（安禄山死于子安庆绪之手，史思明死于子史朝义之手），进兵中原后大肆残杀百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致使民不聊生。大诗人杜甫亲身遭遇了安史之乱，目睹了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华夷相混合，宇宙一翔腥"(《秦州见敕目薛三噱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的局面，因此杜甫从汉民族百姓利益出发，在创作中坚待严辨华夷，批判安史叛军的暴行，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性的；早在至德元载(756)秋，杜甫携家眷避难千郬州羌村时所作的《避地》一诗中，即已初见端倪：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旌。
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操。
此诗前半描写生计艰难、流离失所，究其原因，乃安史胡族等大唐王朝旧日之"奴仆"（唐太宗李世民曾被周边四夷尊为"天可汗")播乱所致，将"开天盛世"瞬间摧毁；后半希求新主重出，洗荡天地间胡虏的"腥滕"之气，以恢复唐高祖（"神尧"为其尊号）所开创之宏业。
此后，杜甫在诗中对安史叛军，常常以"贼"、"胡"，甚至"杂种"斥之，如"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彭衙行》），"前者厌翔胡，后来遭犬戎"（《往在》），"讨胡愁李广"(《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巴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杂种虽高垒，长驱甚建领"(《秦州见敕目薛三噱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并且多次为官军抗战的胜利而欢呼："胡骑潜京县，官军拥贼壕"(《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万方思助顺，一鼓气无前"(《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巴使君两阁老五十韵》），"闻道河阳今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最终当听到平息叛乱后，"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竟至泣下，可见其严辨华夷的对抗意识十分强烈，当然，这也与诗人浓厚的爱国思想是不可分的。
至德元载(756)七月肃宗即位后，为了换取回纥的援救来维待他的统治，不惜出卖人民和回纥首领约定一一"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采取可耻的和亲外交政策，把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回纥兵将剽悍难驯，借兵平息安史叛乱"以夷制夷"，只能为权宜之计，久留必然为患中原百姓。杜甫在《北征》中曾记述此事称："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躯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藉"阴风"、"惨淡"之辞发语，委婉而又明确地提出"此辈少为贵"，对肃宗的一味依赖回纥，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其后，又专门创作了《留花门》一诗，将借兵回纥的严重后果一一直陈于诗中：
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庶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全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诗中以史笔的实录手法，详叙回纥兵将蛮横跋扈，为患百姓，中原田亩，尽遭其铁骑践踏之真实境况，力陈借兵回纥之失，事实胜于雄辩，既遥承《春秋》严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更富于现实意义。正如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中所注云："此中国何如诗也。读'胡为倾国至'数语，可以鉴《春秋》书会盟戎之义矣。谓子美为诗史，岂不信哉。"
其后，随着时局发展，杜甫更以"春秋笔法"，将回纥之害一一实录于诗篇："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遣愤》），大唐王朝的使臣竟受到回纥"蛮夷"的无礼鞭批；"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胜宝衣。
"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即事》），最终"花门"（回纥别称）部队也败于安史叛军，宁国公主为免于为回纥可汗殉葬的陋习残害，自毁容貌方得生还。以上诗中，汉、胡相对，严辨华夷，在客观叙述实情之间，暗寓褒贬，彰显因借兵回纥大唐王朝颜面尽失，肃宗之失策即此可见一斑。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代宗时代又有吐蕃之乱，甚至一度占领京城长安。杜甫虽早已弃官而去漂泊西南，但他"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仍以"春秋笔法"、华夷之辨，对吐蕃违背盟约（大唐王朝曾两度下嫁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于吐蕃赞普，双方定盟永世和好），肆意相侵给以贬斥，吐蕃在大唐境域以西，故按《春秋》称西戎之例，径以"犬戎"称之，如"前者厌翔胡，后来遭犬戎"(《往在》），"犬戎直来坐玉床"（《忆昔二首》其一），"犬戎也复临咸京"(《释闷》），并对大唐王朝"中兴"充满信心，最典型的如广德二年(764)作千成都的七律《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未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庭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尽管时局动荡、"万方多难"，但诗入依然坚信，大唐朝廷会像北极星一样不改其位，而吐蕃这"西山（即川西大雪山，为唐、吐蕃交界处）寇盗"不过是毗孵撼树，莫再徒劳相侵，虽未直言相斥，但通过比喻，高下相形，更能生动、形象的表现出诗人的褒贬之意，这也正是"春秋笔法"的妙处所在。
综上所述，杜甫由于家学渊源，在他头脑中儒家传统思想是占据主导的，加之秉持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法自儒家有"（《偶题》）的创作理念，儒家经典对于他而言应是烂熟千心的；特别是，他最为推崇的远祖西晋学者杜预曾为《春秋左传》作注，也使他有可能将《春秋》这部儒家经典历史散文的行文手法，即主观寓于客观、一字寓褒贬"春秋笔法"，运用于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
杜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博得"诗史"的称号，不仅在于他以诗的形式，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典型事件的铺叙，以点代面，艺术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可以补史料之缺，如晚唐诗论家孟菜在《本事诗·高逸》中所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千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谓之'诗史'"0；更在千杜甫在其诗歌创作中，接受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如宋人黄彻的《碧溪诗话》所言："诸史列传，首尾一律。惟左氏传《春秋》则不然，千变万状，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此史家祖也。观少陵诗，疑隐寓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将北征'，'臣甫愤所切'，'甫也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盖自见其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头拾遣徒步归'，'备员窃补衮'，'凡才污省郎'，补官迁陟，历历可考。至叙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结也实国干'，凡例森然，诚《春秋》之法也"；并且用以讽君王、刺权贵、警达官、严华夷之辨等，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可以说，"春秋笔法"的大量使用，以史笔为诗心也是杜诗能够在中国诗歌史上，获得"诗史"称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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