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杨绾的交游
杨绾是个兼奉儒、道、释的人，而佛教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旧唐书·杨绾传》言其"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见绾言必玄远，不敢发辞，内愧而退。大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争趋其门，至有数千里来者。以清德坐镇雅俗，时比之杨震、邵吉、山涛、谢安之侍也"叱《王开先生传》今已不存。但从上文看来，当有是弘扬释道二教之意。宋人释契嵩尝援引此书上书宰相富弼，其文云：
天地万物古今变化无不妙于性命也，然其使人睹道真尽化本觉，其外物之为妄，休息其精神之劳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验也。其为道乎既博，而其说亦汗漫，故世之学者益随亦谩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学道者不审也！昔杨司徒绾，在唐号为贤相，尝以此著《王开先生传》以推广于天下，盖知其道之统要而然也。今阁下辅相之道德器过于杨公远矣，苟不以佛为无谓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复能使人去恶而为善，今天下俞然而与儒并劝，是不惟内有益于圣贤之道德，亦将外有助于国家之教化，此又宜阁下之垂意也。
《旧唐书》既然云"文多不载"，显然此文为编者所亲见；契嵩又云"广于天下"，也必当亲眼所见。而其引此文，以杨绾为信仰佛教的贤相激励富相，可见杨绾文章推尊佛教是必然的。时人比杨绾为谢安之流，能"坐镇雅俗"，也见其方内、方外广泛结交。
杨绾结交的名僧中，史籍可睹的有南阳慧忠与径山法钦。据《佛祖统纪》载："诏慧忠国师入内……布衣瓦钵与弟子日唯乞食。相国杨绾叹曰：'真方外士也！'"可见其对慧忠禅师极为钦仰。至于法钦，"在京居内，仅一年。代宗每赐缮彩，设御馔，皆不受。惟布衣蔬食，器用陶袍，如平时。相国杨绾，见而叹曰：'此方外之高士也，难得而名焉。"'变其语调不仅是一般的推许，简直有些崇拜了。
杨绾的个性与生活方式也受到佛教（其中也有传统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上述慧忠与法钦，都有生活简朴、恬静寡欲、不恋红尘的共同之处，也是杨绾本人的风格。"杨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无宅一区，无马一驸，志千清白，交不谄渎，可不谓贞乎？"©杨绾还在朝廷上大兴清简之风："绾素以德行著闻，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驸，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拆。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以承恩，每出入骆驭百余，亦即日减损车骑，唯留十骑而巳。"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也如是说气其言谈清远，大倡玄风，言必释老，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杨绾和杜甫交往主要在长安与华州。杨绾在天宝十三载(754)始授右拾遗，投奔肃宗后一直受到重用。故杜甫任左拾遗时当和杨绾交往较多。杜甫在华州时，写了《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一诗。杨少府当是杨绾比较亲近的人物，故杜甫托他转呈。"兼将老藤杖，扶汝醉初醒"，虽是戏题，也写得亲切有味。诗有原注云："甫赴华州日，许寄员外获芩"，可知杜甫赴华州，杨绾当前往相送。杨绾是华州人，对华州的物产自然清楚。当日送行时定谈及获芩，杜甫答应帮忙采集。两人交往中，"言必玄远"的杨绾和杜甫讨论佛教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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