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韦之晋的交游

杜甫与韦之晋的交游

韦之晋其人两唐书均无传记，故其事迹多不存。常哀在《国韦之晋御史大夫制》中称其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兼衡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扶阳县开国男韦之晋"见当记录了其晚年最主要的官衔。朱明伦先生曾对其任职情况作了简要梳理，明确了韦之晋于肃宗上元二年(761)任苏州刺史，其后又任婺州刺史气杜诗又言其曾入蜀。又据《杜诗详注》引黄鹤鹤注："大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衡州刺史韦之晋为潭州刺史。"

韦之晋当是佛教信徒。他转徙为牧各州，政绩颇佳。故杜甫称他"宠渥征黄渐，权宜借寇频"《(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也并非全是奉承，与《国韦之晋御史大夫制》中称其"清静廉简，以礼化之，三老孝梯，遵其德训"是一致的。他为政比较宽缓，"薄刑名以宣慈，均赋役而恤隐"，固然不乏儒家仁爱之心，恐怕与他兼修佛教也有关系。韦之晋比较信仰净土宗。据《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唐朝观察使韦之晋第三十三》记载：

唐朝韦之晋，立行慈深，建西方道场，念阿弥陀佛，忏悔愿生西方，行菩萨道，守护佛法，转正法轮，度脱含识。至六月内，面西珈跌合掌，念阿弥陀佛六十声。忽尔化世。异香满宅，内外皆闻，祥瑞不可称说。

内典所载瑞应，率多道听途说，所谓"异香满宅"之类。若果真如说，杜甫哭韦之晋不应如此之悲。或有韦之晋果真信仰净土，宾客安慰其亲属，僧人又劝之以神其道，是可信的。但既然见诸记载，未必尽是空穴来风，也当有所据；笔者以为说韦之晋"建西方道场，念阿弥陀佛，忏悔愿生西方"还是可信的，韦之晋当是建寺以弘扬净土。

韦之晋与杜甫的交情甚笃。两人交游很早，"凄枪郁瑕邑，差池弱冠年"(《哭韦大夫之晋》），故知杜甫约在十九岁时就在郁瑕（唐时属蒲州）和韦之晋同游了。当时同游的还有寇锡，往别郁瑕地，千今四十年"《(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可见当时是数人同游，少年豪气，甚为相得。杜甫初到成都时，韦之晋在吴越任刺史。后韦之晋刺蜀，当有机会与杜甫见面，并且有书信来往。韦之晋调任湖南经夔州，应与杜甫相见。韦之晋由于政绩突出，任湖南观察使加赐御史大夫，晚年升迁较快，杜甫之所以放弃在夔州比较安定的生活而出峡，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老友韦之晋可以对他加以照顾。故韦之晋之死，对杜甫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杜甫对此并不隐晦：

贡喜音容间，冯招病疾缠。南过骇仓卒，北思悄联绵。鹊鸟长沙讳，犀牛蜀郡怜。素车犹恸哭，宝剑欲高悬。"(《哭韦大夫之晋》）韦之晋晚年原本仕途亨通，谁知命运赛劣，贡公之喜顿成范式之悲。悲韦氏亦自悲，故杜诗中哭韦既多且悲："空里愁书字，山中疾采薇。拨杯要忽罢，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盖，儿扶立钓矶。清霜洞庭叶，故就别时飞。"(《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捺归上都二十韵》）杨伦言其有"黯然魂消之致"(!)，王嗣爽谓其"悲惨之极"气实为杜甫精诚所至之故。

韦之晋与杜甫之交往，虽然没有留下讨论佛教问题的记载，但杜甫晚年对净土的信仰有所增强，不知有没有受到韦之晋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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