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杜甫的慈悲情怀
阅读杜诗的读者，都会对杜甫菩萨心肠留下深刻的印象。杜甫个性善良的主客观原因非常复杂，概而言之，既出千其淳朴的天性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又有传统的、时代的文化熏渐。从文化方面来说，儒、道、释、墨诸家比较突出。
以儒家言之，孔、孟之仁，就很有慈悲善良的特征。仁源于人的内心："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似乎无待千外，但仁的真正实施则又有待于外："子贡曰：'如有博施千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千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孟子认为慈善之心人本固有，不待千外，"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鼓吹实施仁政。但孟子强调爱是有差等的。墨子之仁，宁苦己身以利他人，但墨子仁爱的基础是交相利。爱是手段，获利是目的。道家虽然主张绝仁弃智，那是相对于更高标准的道德而言的。在老子那里，按重要性先后排列，是仁高千义，义高千礼，这和儒家是一致的。老子认为战争杀戮等不仁的行为有违自然，非万不得巳，应当放弃。故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巳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千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上述思想，与佛教的慈悲精神是相通的，都可能对杜甫有重要影响。
大概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哲学能像佛教那样把慈悲演绎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以广度而言，佛教把慈悲推广到六凡四圣、胎卵湿化乃至一切有情物；而且，这是无条件的、平等的。这一方面，儒家的爱是有差等的："既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不肯将慈悲推千马，孟子更是骂墨子兼爱是无父无君同于禽兽，至千老庄求道德而曰圣人不仁，而墨子又重千利。唯有慈氏宣称有情众生一律平等，都有成佛的潜能。即便是佛，也需经历无数世轮回，在十界中也扮演多种角色。以深度而言，佛教慈悲更是其他宗教哲学远远无法比拟的，大乘佛教更尤其如此。《大智度论》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褥多罗三貌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祗世生死中，心不厌没。以大慈悲力故，久应得涅梊而不取证。以是故，一切诸法中慈悲为大。"菩萨之愿固然慈悲，菩萨之行更是慈悲。大乘修行不是独悟，而是六度四行等切实的行为，这些行为无不体现慈悲的原则。比如布施，有财施财，有法施法。最虔诚的是以身作布施，或有舍身饲虎，或有施身为鱼，或奉双乳，或捐两目，或烧一臂，或断二指……种种奉献，不一而足。即便如此，尚需有无所得之心。大乘佛教是"以大悲为上首，用无所得而为方便"0的。杜甫既好佛教，受其濡染，慈悲情怀甚为显著。
杜甫的慈悲观念及行为，在杜诗中的表现是广泛的。首先，杜甫有强烈的反战情绪。比如战争，这是杜甫大半生都要面对的问题。他除了对平定"安史之乱"及类似的叛乱坚决支持以外，基本上对战争持反对的态度。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中，诗歌中涉及战争的超过三百首之多。杜甫有大量的诗歌表现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创伤，如著名的《春望》等。有些诗歌即使不是直接描绘战争，也是在战争的背景中展开．如《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等。对于外族的侵略杜甫固然痛心．对唐王朝发动的战争，杜甫大都持反对态度。在《兵车行》一诗里，杜甫直接表达了对唐玄宗穷兵赎武的不满："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巳。"士兵出征，田地荒芜了："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开边虽多，其用实微。诗人又重笔描绘士兵战死的悲惨："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诗人在看似冷静叙述的背后，把战争的结果写得愈触目惊心，反战态度就愈加坚定。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杜甫认为，应该尽量避免过多杀人："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之六）既要取得战争胜利，又要防止杀伤，最好采用恰当的战术，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杜甫的愿望在实战中很难实现，其慈悲的用心还是清晰可见的。
不只是见之于战争观，杜甫的慈悲情怀也见之于日常生活中。《又呈吴郎》诗云："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任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壤西草堂尝借吴郎暂住。杜甫写此诗劝吴郎让贫妇人打枣，细味全诗，又非仅仅许妇人打枣可以概括。任其打枣，这只是最表面的一层；由许打枣而怜悯其贫困，又进一层；由其贫困更转需亲善，更见慈善，此又更加深入；又由此妇人联想到战乱中苦千征伐的于千万万贫困者，慈悲之心愈加深广了。卢世淮云："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梯之衷，往往溢千言表。……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此仁义之心和佛教的慈悲是相通的。所以王嗣爽说："皆巧善方便语，本意只是要吴郎任其扑枣耳。……读此诗见老菩萨心。咬）杜甫这里的慈悲，确乎没有超出儒家范畴之外，同时佛教影响也起强化作用。这种强化作用，可从《秋野五首》和《又呈吴郎》的互释中得以突显。其《秋野五首》之一云："秋野日疏芜，寒江动碧虚。系舟蛮井络，卜宅楚村墟。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盘飨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此诗同是杜甫在夔州时所作。大历二年(767)三月杜甫始迁居壤西草堂，三年正月出峡离开夔州，而枣熟在秋季，打枣只能在大历二年(767)秋。故这两首诗所作时间必定很近，或许只是旬日之间。由此可知，杜甫诗中所说的"枣熟从人打"中的"人"，当指此贫妇人无疑，至少此贫妇人也是打枣者中最常来且又引起杜甫注意的人。此诗总体上颇有任真自得之趣，在这荒芜虚空的世界里，一切随心，一切随缘。这时，打枣一事，由原来善良仁慈的同情转而倾向于对外在事物的不着意、无造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如果说，打枣一事，在《又呈吴郎》中偏于慈悲，那么，在《秋野五首》中明显偏于无所得，这正是大乘佛教之双轮。任人打枣（从态度上来说，又不仅仅是针对贫妇人，还包括任何想从杜甫这里获枣的入），这是一种布施，布施当然是希望施千最需要的人，但又不作刻意选择。唯其能任从他人，方见得是在布施时无心千布施。唯其无心，方是不着相。佛教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云："菩萨千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多年学禅的杜甫当然会得此理。此诗的尾联仍然说布施：分减盘中餐，喂食溪中鱼。
杜甫在夔州时，虽然得到都督柏茂琳的济助，但在经济上仍然不是很宽裕，特别是在"乱世诛求急，黎民棣乾窄"《(驱竖子摘苍耳》）的岁月里，杜甫应知道粮食的宝贵。他竟然把"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茅堂检校收稻二首》）的粮食扔到溪里喂鱼，尽管也是侧隐之心，但这巳经超出了孔子不问马、孟子老吾老的界限了。从"分减"一词看，并不是杜甫粮食吃不完，而是宁愿自己少吃，更何况其帮助的对象是鱼而非人，这恐怕只能用佛教的布施来解释了。故仇兆鳌作注引周靖言："《华严经》十布施内，有分减布施。"可见注家均认为杜甫此种行为是佛教的布施行为。什么是分减布施？佛经云："此菩萨，禀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不专自受，要与众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若自食时，作是念言：我身中有八万户虫，依于我住，我身充乐，彼亦充乐，我身饥苦，彼亦饥苦。我今受此，所有饮食，愿令众生，普得充饱，为施彼故，而自食之，不贪其味。复作是念：我千长夜，爱著其身，欲令充饱而受饮食，今以此食惠施众生，愿我千身永断贪著。是名分减施。"(由此可知，杜甫用"分减"一词，是有特定的佛学含义的。《华严经》主要强调三义：一是平等，二是慈悲，三是不执着。杜诗与此三义基本符合。王嗣爽云'：''枣从人打'，则人己一视；'葵欲自锄'，则贵贱一视；'盘飨及溪鱼'，则物我一视。非见道何以有此！咬）这种平等观不同千孔子强调的上下有别的"礼"和孟子的爱有差等的"仁"，王嗣爽虽然没有指明，但其所言当源千他自己引用的《华严经》无疑；而强调布施是儒、道所无，因而王嗣爽所言见的"道"，也当是佛道了。杜甫的《秋野五首》是主题近似的组诗，几乎每首诗都有些禅意。如第二首云："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衰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此山薇。"以"贫病"为"甘"而不违一物，其旨趣近似南宗禅之自然任运。
在一些杜诗中，常有突破儒家仁义，更具有佛教慈悲之特质。如《催宗文树鸡栅》诗云："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翩。……我宽缕蚁遭，彼免狐貉厄。应宜各长幼，自此均勍敌。"春天不吃鸡，以便有更多的幼鸡生成，有因循儒家"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晓，毋卵"雹之意；防止鸡遭遇狐貉，固然既是悯鸡，也能却免千经济损失。以上两段似均可从经济效益上来加以解释。然而，怜悯缕蚁被鸡食，则只能更多地从佛教的慈悲来看了。卢元昌说："鸡棚本一琐事，杜公说来，便见仁至义尽之意。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禽有别，驱诸栅笼，义也。缕蚁可全，狐狸亦免，义中之仁。。"事实上，让缕蚁免遭鸡食，主要是佛教的慈悲。佛经中每每强调不伤害缕蚁。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起大慈悲给施孤独，乃至缕蚁尚不加害。哎）又如《佛说沙弥十戒仪则经》云："误杀缕蚁类，千其三业中，而得三种罪。若人以拳棒、土石及砖瓦，打掷千有情，驼骡禽兽等，亦得破戒罪。"也对佛教的这些戒律，杜甫很清楚。他虽然没有受戒，但一个希望从佛教获得解脱的人，"杀戒"作为第一大戒，是不能不考虑的。
杜甫不仅慈悲及于缕蚁，对鱼也充满同情。杜甫在绵州时，在江边常常看到打鱼的情景，即生大悲之心，这种态度和早年颇有不同。当年他自华州归东都时，姜七设绘款待，杜甫《阅乡姜七少府设脸戏赠长歌》也写到鱼：
河冻味渔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廖人受鱼绞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剌楷春葱。落站何曾白纸湿，放著未觉金盘空。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新欢便饱姜侯德，清觞异味情屡极。
这里没有任何对鱼的同情，相反，却力陈鱼得来之不易，鱼味之鲜美，连刺鱼的动作都写得细致淋漓，对杀鱼完全是持赞赏的态度。此时杜甫虽然参禅，但对佛教的信仰尚不深，随着人生经历的变迁，特别后来对于净土兴趣的增浓，使他更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因而他在诗中写及鱼时，由原来欣赏美味转而倾向于对鱼的同情了，如《观打渔歌》：
绵州江水之东津，纺鱼蛂蛂色胜银。
渔人汲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
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
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痰枫吹沙尘。
廖子左右挥霜刀，脸飞全盘白雪高。
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搓头远遁逃。
纺鱼肥美知笫一，既饱欢娱亦萧瑟。
君不见朝来割素考，赵尺波涛永相失。
这是杜甫在绵州时所作，同样是写打鱼的过程，也同样写了舫鱼赤鲤的鲜美，但前后的态度却形成鲜明的对比：鱼味的鲜美突出的是人性的饕餐和残忍，銮子霜刃成了毁灭生命的工具。人的欢娱和鱼的悲惨之对照，昭显食鱼者贪婪之欲，使人愧怍而不忍再食鱼。"君不见朝来割素髻，朋尺波涛永相失"，正是把鱼的生命放到与人的生命同等的高度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注家皆对杜诗的慈悲感慨不已。《杜诗详注》引云："卢注：一饱之后，仍归萧瑟，亦何苦残生。且此鱼一经剖割，永与波涛相失，渔人能不见之而伤心乎。钟云：数语可当一篇戒杀文。"动物界的自相残杀是杜甫无法制止的，看到弱者被食，他也感到悲哀："飞鸟数求食，潜鱼亦独惊。前王作网苦，设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终日征。"(《早行》）有时候，他甚至为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而苦恼，如他的《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前人每每奇怪杜甫晚年好写琐事，像鸡虫得失之类，一般看来是小事，但对于好佛者来说，看到弱小者被杀被食而无力拯救，仿佛自已破戒一样感到难过，大悲之心，难以遏止，这当然就不是小事了。杜甫家里有仆人如信行等，信仰佛教，不茹萦腥，杜甫有《信行远修水筒》诗，前文已述。信行等看到杜甫所养的鸡吃虫，对虫发起慈悲来了；杜甫受其影响，倾向千虫，故他允许仆人将鸡缚往集市。杜甫看到鸡被缚也动起怜悯之心，想到鸡往集市只能被人烹食，又慈悲大发，倾向千鸡，故复叱奴人解其缚。此矛盾实在难以解决。缚鸡是人为，不缚鸡是自然，自然流动，大化运行，强力干预是不明智的，结果只能是任其自然。注家均十分注意杜甫对于鸡和虫的平等态度。如张远云："此诗可以齐物化，大有缕蚁何亲、鱼鳖何仇之意。。"陈后山云："谓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千道。"©"两忘而寓于道"，这正是禅的解决方式。杜甫尽管两忘，但其中又有慈悲在，仇兆鳌云："释鸡之缚，悯之也。末以设难作结，爱物而几千齐物矣。咬）在爱物的基础上齐物，正是慈悲的表现。释了鸡，一切又回到原点，鸡仍旧食虫，杜甫虽说是抱着"注目寒江倚山阁"任其自然的态度，其实并没有真正释怀，最后还是通过修栅栏一—"我宽缕蚁遭，彼免狐貉厄"的方式加以解决。可见杜甫在解决鸡食虫的问题上的确用心良苦，而此中主要是佛教的慈悲观念在起作用。杜甫有一首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历来备受重视。其末尾云：
安得广厦于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对于这段文字，其思想来源，古代多谓之孔孟仁爱，当代则谓之热爱人民。的确，这段文字有孔孟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仅仅如此。因这段文字颇有典型性，又是所发的誓愿。故笔者拟从誓言（包括愿言）的角度予以较详细的说明。中国古人多发誓言，如《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左传·隐公元年》："遂置姜氏千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杜甫的誓言（以下简称"杜誓"）又和这些誓言有所不同，它有着佛教誓言的明显特征。主要表现在：
首先，这个誓言具有苦行的特点。一般来说，虚拟性强的祈愿性的誓言常常并不指明保持誓言的时间长度，不标示以开始或结束时间作为临界点。如曹丕诗："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愿为晨风鸟，双飞翔北林。"©何晏诗："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杜甫在誓言中则特别标示出来（即自庐破或冻死时始），乃是誓愿极重的缘故。前人也不乏例子，但目标大都是现实的，虚拟性不强。如《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他。"《诗经》中的女子因母亲阻挠其恋爱，誓愿很重，特标明誓言的临界点是生命的结束。杜甫因秋风破茅屋，室漏无干处，誓愿又岂能不重？然而，杜誓又有所不同。从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对比来看，一般来说，发誓者对负誓的后果虽在表面上表示愿意接受，内心则是排斥的。杜甫这种虚拟性誓言则不存在负誓后果。若是负誓，则等千未立誓，除非杜甫本人的观点有彻底的改变。这样，只要此誓维持存在，杜甫将坚守誓言，没有违背誓言的可能。再从虚拟性誓言本身来看，通常的临界点并不是践誓的根本条件，而是衡量誓言轻重的尺度。如上例，死亡并不是女子是否爱其情人的条件。但在杜誓中，则是获得"广厦于万间"的必要条件，意谓如果"茅屋破受冻死"能够换来"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寒士"的话，杜甫是心甘情愿的。这个条件是虚拟的，若没有此条件，则因两者缺乏联系而无立誓的必要。由此可见，没有条件关系的虚拟誓言，大都既不需在现实中刻意约束自己的行为，也无需在观念中把承诺当作条件去体验。而杜誓的条件关系，使得他如果时时希望解除寒士的痛苦的话，就时时当有"茅屋破受冻死"的精神炼狱，是需要在观念中把承诺当作条件去体验的。此推论有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杜甫的誓言是真诚的。
其次，杜甫发誓的目的主要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天下攘攘，利来利往，故发誓大多为己。士大夫也有以天下为己任而立誓，但目的也是为实现自我价值，并且连带满足名利需求。老子外身而身先、无私以成私，孔子的禄在其中，皆有此意。佛教布施在原则上则是无条件的——若论条件，作福田之想，即是著相。佛教认为，以"有所得为方便，起自心想，起布施想，广说乃至起一切智智想，起诸佛想，起于佛所种善根想……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著相故，不能修行无著般若波罗蜜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杜誓也未见有功利之想，与天下寒士感同身受，真切中饱含超脱。
再次，杜甫的誓愿颇为广大。此誓利益之所及，是普天下之寒士。有一种见解认为，"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也实际上，"寒士"这里作为贫穷者的代称，并非特指"士"这一阶层。杜甫既然曾劝吴郎任西邻贫妇人打枣，那么，他此处又有何必要将"民"或"人民"排除于外？穷年所忧之黎元也只是读书人？可见，这里"寒士"，既非特指读书人，也非嫔拒氓隶，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贫者，一切需要救助者。
对于杜誓的缘由，古人多从思想根源上探讨，较一致认为是儒家尤其是孟子的影响。如黄彻云：
《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喽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
黄彻所言很有一定道理，杜甫受孟子的影响是显见的。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谓善推恩；杜甫则由一己之寒而推及天下寒士，亦同千孟子。然而，静而思之，杜誓与孟子又有差异。尽管儒家以兼济之志为圣，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但在自我与他入的关系上，他的仁爱是有差等的。他以自我为中心，层层外推，这在他的"推"上相当豁显。虽然朱门厌酒肉，旷野有饿殍，但他也不像杜甫那样每每"凭轩涕泗流"。出入庙堂则昂然不屈于万乘之主，游邀江湖则弟子拥从着雍容的车骑。忧心悄悄，徒然萦损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面对"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氏"的局面，他痛贬杨朱"为我是无君也"，詈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而"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气凌厉之势，一日可下千城。孟子之仁与墨子之爱，在爱他人方面是一致的，而孟辟墨，关键在于爱是否有差等。既然孟子定先"老吾老"而后方能"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后方能"及入之幼"，那么，他也定然不会发誓"破吾之庐"以成他人之"广厦"了。可见，杜甫这种"破吾之庐"以成他人之"广厦"，当有异千儒家者。实际上，杜甫这里和孟子所辟的主兼爱的墨子倒是相似；但墨子兼爱的基础是"交相利"，杜誓则损己以利人。此外，两人都特别反对不义战争。但是，杜誓中的苦行意味更倾向于一种精神上的悲情，墨子则倾向千脚踏实地的实践。未见杜甫有诗文称道墨子，大概是墨子在唐代不甚彰，入人之深远远不及儒、道、释三家，且《墨子》有《非儒》等篇直接攻击孔子，又反对儒家的礼乐制度，倡导禁止与兴利除害无补的音乐、诗文等艺术活动，这些都与杜甫有着根本的冲突。
鉴于杜誓之观念受到孟子（当然也包括孔子）且又有可能受到墨子的影响，又明显超越儒、墨之外，若非杜甫自出心裁，则当另有源头活水。笔者以为，此活水当是佛教思想。尽管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的佛教影响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却是杜甫佛教思想的重要体现，故下文将杜誓与佛经中的誓言略作比较。
佛教对誓言是异常之重视。首先，发誓是修行的开始。发誓即是发菩提心，僧人从没有未发心就出家修持佛法的。其次，诸佛菩萨尽管其数无量，但修行者则往往是根据诸佛菩萨的誓愿选择重点崇拜的对象，从而影响到修行的目标、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西方净土信仰超过阿闷佛净土、弥勒菩萨净土、文殊菩萨净土、药师佛净土等一系列佛国净土，与阿弥陀佛的誓愿有极大的关系。《无量寿经》载阿弥陀佛先前发下四十八愿。根据阿弥陀佛的誓言，西方佛土的庄严殊胜，修习方法的简单易行，收容国民的范围广泛，修行结果的可靠程度，以及阿弥陀佛率众亲自接见往生者之殊荣，都非其他国土可比。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净土大行其道，以至于诸宗归于净土。可知誓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杜誓虽然有虚拟性的特征，但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就不是虚拟了，因为只要条件具备，誓言定能实现。誓言的实现时间，漫长的需若干恒河沙数劫，迅疾的只在瞬目之间。如《银色女经》中说，银色女为证明布施双乳无悔心："时银色女即发誓言：
'我割二乳不生悔心，心无异想。以是誓愿，令我二乳复还如本。'作是愿己，即时二乳复还如本。。"不仅身体康复，银色女还能凭借誓言实现原本不能获得满足的愿望。不止是《银色女经》，佛经中这类通过发誓而遂愿者其量洗洗。一切都如此轻易，似乎不可思议，但也是有条件的。除了辛苦的修待之外，还要有远大的理想（发菩提心），虔诚的信仰（深心），还得靠诸佛菩萨的愿力。正是修持者依靠解行龟勉与菩萨加持相感发，加之累世善业所积，兼有经论中不计其数的成功范例相激发，从而增进了发誓者的信心。这些因素如同"润物细无声"的好雨，潜入杜甫的心田。前言杜誓有苦行的特点，佛教也是如此，而且汉译佛经中誓言的苦行程度远超出杜誓。如《妙法莲花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于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于大众中立此誓言：'我舍两臂，必当得佛金色之身。若实不虚，令我两臂还复如故。作是誓已自然还复。'"＠药王菩萨烧两臂以献佛，若无深心，谁堪忍受？熟悉《法华经》的杜甫当知药王菩萨之誓。药王菩萨神通广大，因过去若干世以治病最为灵验而得名；而杜甫曾以采药卖药过活，晚年又一身缨百疾，创痛不堪言，或深谙药王菩萨的誓言。岂但是药王菩萨，佛经中有苦行意味的誓言随处可见。如《佛说啖子经》中说到迦夷国有孝子号啖子，为国王毒箭所中而垂死，啖子盲父母抢地呼天云：
"诸天龙神，山神树神，我啖子者，天下之至孝，是诸龙神所知。我已年老，目无所见，身代子死，啖活不恨。"于是父母，俱共誓言："若啖至孝，天地所知，箭当拔出，毒痛当除，啖应更生。"
此经在南北朝时期社会影响甚大，"前后经过多次翻译，获得广泛的流传，其内容又屡被梵唤、壁画等佛教文艺形式吸取，为当时群众所喜闻乐道"气博学的杜甫大概不会对流布众口的故事无所闻见，更何况故事中的誓言和杜誓均有代僵之意。相对于其他宗教，佛教总体上是偏于苦行的。迦叶以来的小乘自不必说，大乘佛教也常如此。《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云："我以神力供养佛，不如以身供养。"又云："若有发心欲得阿褥多罗三貌三菩提者，能然千手、乃至千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妻子国城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杜甫欲以冻死换来"广厦千万间"，也算得是一种虚拟的身施了。
杜誓有不为己而为他人的特点，佛教也是如此。菩萨修行要时刻在内心破除我执，练就一颗无所得之心。《金刚经》云：
"菩萨千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庐、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千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没有为自己的功德考虑，也没有为助人而沾沾自喜，更不能挂念所施之物，此之谓三轮体空。菩萨为众生故，不避水火，不思利害．菩萨是永远后千众生成佛的人。而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有相通之处，更易被杜甫接受。
杜誓誓愿广大，佛教的誓言也是如此，佛经中每每强调发大誓愿。如《华严经》卷四："弘誓愿海簇音声，调伏一切众生类。"卷五十二云："见佛自在力，其心大欢喜，即发弘誓愿，令我获此德。"卷五十七："诸大誓愿，究竟化度一切众生。"卷五十八："修治菩萨不思议地诸正法门，于无量劫以大弘誓而自庄严。"其中最大的誓愿称之为总愿，又名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此四弘誓愿涉及大乘全部修持活动，故名总愿。至千其他任何某一特定范围内的誓愿，是四弘誓愿的一部分，称为别愿。如上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虽是别愿，每一誓愿都甚为弘大，连发四十八愿也确堪愿海。可见，杜誓虽大，但也是一种别愿。
或以为佛教出世，而杜誓则音泽斯民，出入不同科。此又不尽然。且不说大乘"以大悲为上首"，即使从修行法门来说，也是真俗二谛圆融，不离烦恼方得涅梁。据本生故事，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曾经历过无数劫，也无数次为君为臣。这对我们理解佛教政治观颇有济助。如《撰集百缘经》说波罗栋国国王名莲花，勤于政事，以至千国泰民安。人民由于贪食不化而得病，唯有一种极为难得的新鲜赤鱼肉方可救治。赤鱼不可多得，莲花王欲舍身为鱼，大臣强谏而不能止，于是莲花王：
捉持香花，寻上高楼，四方作礼，发大誓愿："我舍此身，使我生彼波罗奈国大河之中，作大赤鱼。有其食者，众病皆愈。"发是愿己，自投楼下，即便命终，生彼河中，作大赤鱼。时诸民众，闻彼河中有大赤鱼，各赍斤斧，竞来破取。食其血肉，病皆除愈；其所割处，寻复还生。如是展转，经十二年，给施众生，无有毛发悔恨之心。于是命终，生切利天。
杜誓和莲花王的誓言有若干神似处：其一，两人都处千牧民阶层，誓言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虽君臣地位悬殊（杜甫尽管有时不做官，却有"再使风俗淳"的意识），但治民责任近似。杜甫则是中国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之一。第二，两人都有解除民病的强烈愿望。第三，两人都誓愿为救疗民痪不惜任何牺牲。佛经中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善良的杜甫阅读过这些故事，在特定情境的激发之下，发出类似的誓言，是颇为自然的。
总之，笔者以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末尾的誓言，在思想上主要受到佛教和儒家的共同影响；而在形式及其所传达出来的意蕴上，则主要是佛教思想。
来源：根据鲁克兵著作《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网络公开内容整理。免责声明：以上整理内容源自网络公开资源，仅供学习与参考，不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或时效性，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杜甫的慈悲情怀
链接地址：https://www.dufugushi.com/yanjiu/631.html
上一篇：佛教与杜甫诗文的闲静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