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遣兴五首》的编年
杜甫《遣兴五首》（指"朔风飘胡雁"等五首），是杜集中的重要篇章，一般认为这五首诗是杜甫乾元二年(759)在秦州所作，故编在秦州诗内。经过对《遣兴五首》的内容和风格等进行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这五首诗与杜甫的秦州诗有很大的不同，而更接近长安诗，故判定《遣兴五首》并不作于秦州，而是作于长安。
一、从诗歌的内容分析
从诗歌的内容上看，杜甫《遣兴五首》多言长安时事判定《遣兴五首》作于长安，首先是因为它们多言长安时事，而未言及秦州事。这在五首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言长安时事在《遣兴五首》的第三首中表现最为明确，这首诗是为《遣兴五首》编年的最直接证据。该首诗云："府中罗旧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按"萧京兆"指京兆尹萧灵，此诗即为京兆尹萧灵而发。萧灵不学，是有名的"伏猎侍郎"。据《旧唐书》卷九十九《严挺之传》："（李）林甫引萧灵为户部侍郎，尝与（严）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灵读之曰：'蒸尝伏猎。'灵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灵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萧灵开元初任京兆尹时，曾奏请千要道筑雨道，以沙填之。《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条："天宝三载五月，京兆尹萧灵奏请千要道筑雨道，载沙实之，至于朝堂，从之。九月，灵又奏广之。"杜甫此诗中之"沙道尚依然"即指要道筑甭道事。萧灵依附李林甫，后杨国忠谋夺李林甫权，萧灵被诬奏谴逐。《旧唐书》卷一百六《杨国忠传》："京兆尹萧灵·…林甫所亲善，国忠皆诬奏谴逐，林甫不能救。"《新唐书》卷二百六《杨国忠传》："吉温为国忠谋夺林甫政，国忠即诬奏京兆尹萧灵...逐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六月辛亥条："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汝阴太守。"杜甫"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一句即为此而发，"今为时所怜"即指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事。按诗中的"今"字，尤其引人注目，是考定本诗作年的关键词。"今"所指的时间，当为此诗写作的时间。根据诗意，这个时间显然应该是萧灵坐赃左迁的天宝八载(749)六月或稍后。考虑到《遣兴五首》第一首中有："朔风飘胡雁，惨澹带砂砾。长林何萧萧，秋草萎更碧"这样明显表明季节的诗句，故可以判定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天宝八载(749)的秋季。
天宝八载(749)是大唐繁荣兴盛的年份，这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不可胜数。玄宗以为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无限。这也是符瑞相继的时代，在这一年的四月，太白山人李浑等声称见到了神人，并说金星洞有玉版，记载着圣主福寿。玄宗派人去看，果然得到了玉版。同时，这时也是隐藏危机的年份，此时府兵制日益堕坏，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根本没有战斗力。因为承平日久，有人建议销兵，民间挟兵器者受到限制，而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成为隐藏的危机。朝廷中的残酷政治斗争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时的斗争主要是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斗争，这一年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余条，是推倒李林甫政治斗争中一个不小的动作，紧接着李林甫的亲信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即是出于杨国忠等的诬奏。李林甫、杨国忠皆争宠市权之辈，他们造谣中伤，争荣固宠，不择手段，可叹这种蔽欺天子耳目的伎俩总是能获得成功。天宝六载(747)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者诣阙就选，林甫恐士对诏斥己，竟使无一人当选，时杜甫曾到长安参选。天宝八载(749)杜甫亦在长安，间至洛阳，故对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有非常清楚的了解，《遣兴五首》的第三首就是在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写出来的。
同《遣兴五首》的第三首一样，其余的四首诗也不同程度的表明诗歌作于长安。如《遣兴五首》的第一首云："朔风飘胡雁，惨澹带砂砾。长林何萧萧，秋草萎更碧。北里富熏天，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缔给。"此诗上四句写秋景，下四句写贫富不均，以北里的富贵与南邻的穷困相比较，表现出诗人对贫富悬殊的感叹。南邻客当是杜甫自指。村甫在长安的生活充满了艰辛，此正是他长安艰辛生活的写照，此诗所写正与杜甫长安的生活相合，故可判定作于长安。又《遣兴五首》的第二首云："长陵锐头儿，出猎待明发。驿弓金爪镐，白马跋微雪。未知所驰逐，但见群光灭。归来悬两狼，门户有旌节。"此诗上四写"长陵锐头儿"清晨出猎，驿弓白马，富贵豪纵。下四写出猎归来，"门户有旌节"表明其为权贵之家。全诗写的是长安权贵子弟豪奢放纵的生活，所言亦是长安时事，故可推定此诗当作于长安。
《遣兴五首》第四首云："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吧哮，枝撑已在脚。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此诗以猛虎遭急缚被杀为喻，警告世上恶徒不要作恶多端，否则必遭恶报。正如仇兆鳖所云："此章戒当时凭威肆虐者。上六，借虎作比，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也。末点正意。"CD此亦必因天宝年间长安朝廷政治斗争的时事而发。
又《遣兴五首》第五首云："朝逢富家葬，前后皆辉光。共指亲戚大，继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须羡其强。君看束练去，亦得归山冈。"此诗言富贵贫贱，最后同归于尽，故富贵不足羡，贫贱不足悲。从诗意看，"继麻百夫行"这样大规模的丧葬场面也应当出现在长安而不是秦州。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遣兴五首》所写均为长安时事，丝毫未涉及秦州事。因此，可以判断这五首诗当作于长安。
二、从叙述语气分析
从叙述语气看，《遣兴五首》使用的是描述当前事件的语气，而不是回忆的语气。
一般认为此《遣兴五首》是杜甫在秦州回忆长安往事，故编在秦州诗内。那么，《遣兴五首》是不是杜甫在秦州回忆长安旧事呢？
杜甫创作的带有回忆性质的诗歌很多，这些诗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诗歌的字句之间都可以明显看出是在回忆往事，而不是叙述当前事。从这个角度看，杜诗叙事可谓一丝不苟。如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其一）云："去岁兹辰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鹤行。"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冬至，杜甫在诗中回忆了一年前同两院故人早朝的清事，诗中的"去岁兹辰"明确点明是回忆去年事。该诗其二云："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亦由"忆昨"和"去年"表明是在回忆往事。
杜甫在夔州写的回忆长安往事的诗歌较多，这些诗歌都能明确表明是在回忆往事，而不致使读者产生任何误解。如《客堂》云："忆昨离少城，而今异楚蜀。"由"忆昨"表明时间。《近闻》云："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祧。"由"近闻"表明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不久之前。杜甫《夔州歌十绝句》（其八）云："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此为杜甫在夔州回忆当年在长安都市曾有人出售山水画图，"忆昔"二字标明是回忆往事。杜甫《往在》："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此诗为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回忆当年在长安被困的往事，由"往在"标明为回忆往事。《昔游》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两诗分别由"昔者"和"往昔"表明是回忆往事。《又上后园山脚》："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遣怀》："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两诗均由"昔我"表明是在回忆往事。《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往时中补右，扈跸上元初。反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亦由"往时"表明为回忆。杜甫名作《秋兴八首》为伤逝怀旧之作，全诗由"孤舟一系故园心"，"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闻道长安似弈棋"，"一卧沧江惊岁晚"，"彩笔昔游干气象"等句子明确表明是回忆长安往事。又《九日五首》（其二）："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昔游》："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韶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等，亦属此类，分别用"旧日"、"昔谒"、"昔有"等标明回忆，不致使读者产生任何误解。
再来看杜甫的《遣兴五首》，这五首诗不仅没有"旧日"、"昔日"、"昔有"等标明为回忆往事的字词，而且其语气分明是叙述当前事件的语气。如果说这五首诗是在回忆长安旧事，显然难以服人，因为杜甫叙事不应如此草率。因此，从叙事的角度判断，《遣兴五首》当是作于长安。
三、从整体内容和风格分析
从整体内容和风格上看，《遣兴五首》与秦州诗并不一致奔赴陇蜀时期是杜诗风格的变化期峦杜甫的陇右诗，特别是秦州诗，与杜甫的长安诗在整体内容和风格上都有较大的不同。从内容、风格等方面对《遣兴五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五首诗更接近长安诗，而与秦州诗显著不同。由此，也可以判定此五首诗当作于长安。
首先，从整体内容上看，《遣兴五首》非常接近杜甫的长安诗。杜甫的长安诗多有不平之鸣，而在秦州诗中，这种不平之鸣极少。杜甫长安十年过的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辛生活，他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不仅政治失意，而且生活困顿，因而其诗作中颇多不平。在这个时期，他面向社会现实，创作出一批反映社会危机和生活艰辛的诗篇。本文认为，《遣兴五首》中的"北里富熏天，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缔给"，与杜甫在长安时期的"纨榜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悲愤不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遣兴五首》在内容上更接近于长安诗。另外，杜甫在长安诗中初步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而在秦州时，杜甫已经远离了长安的政治旋涡，因此秦州诗多是写景、咏物之作，或自叹身世，或自叙怀抱，很少直接言及时事。《遣兴五首》其三云"府中罗旧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这实际上是对国事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遣兴五首》亦当作于长安。
其次，从整体风格上看，《遣兴五首》与秦州诗有很大不同。杜甫陇右诗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由社会人事转向自然山水"。
杜甫秦州诗亦以写景咏物为主，特别是大最的咏物诗，读来大都有萧条衰讽之感。而《遣兴五首》中诸如"长陵锐头儿，出猎待明发。驿弓金爪镐，白马跋微雪"这样的句子，反而写得鲜明俊爽，与秦州诗不类。因此，《遣兴五首》不应作于秦州。
关于《遣兴五首》的作年问题，前人已有所注意。如仇兆鳌云："此诗（指此《遣兴五首》），梁权道编在乾元二年秦州诗内，今姑仍之。喟）则仇兆鳖对《遣兴五首》的编年似已略有怀疑之意，只是前人成见，未敢即刻推翻，故只能"今姑仍之"。前人之所以把此《遣兴五首》编在秦州诗内，也许只是因为秦州诗内已经有《遣兴五首》（指''垫三龙冬卧"等五首）和《遣兴二首》（指"天用莫如龙"等二首），故将此《遣兴五首》编在上七首诗之后。实际上，这五首诗应编在长安诗内。
综上所述，杜甫《遣兴五首》从内容上看多言长安时事，从叙述语气看使用的是描述当前事件的语气而不是回忆的语气，从整体内容和风格上考察，《遣兴五首》与秦州诗并不一致。因此，本文认为，《遣兴五首》当作于长安而不作于秦州。从诗中的事件和物候描写判断，此五首诗当作于天宝八载(749)的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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