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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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郑虔是杜甫的好友,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安史之乱前任广文馆博士。安史乱中陷贼,安禄山授为水部郎中,称病求为摄市令。两京收复后,贬台州司户参军。杜甫有多首诗为郑虔而作,《郑附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云:"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燃跻郡坞败,握节汉臣回。"《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云:"第五桥东流恨水,皇陂岸北结愁亭。贾生对鹏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郑虔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为朝廷治罪贬官,杜甫为什么竟把他比作留胡不辱的苏武呢?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杜甫对朝廷处分陷贼伪官持赞成态度,对能够持节者尤表赞赏

安禄山千755年在范阳起兵,756年5月即攻破潼关。据《资治通鉴》记载,5月12日,长安上朝的百官不到十分之一二。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征讨安禄山。但这天天黑以后,玄宗即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军,重赏金帛,并挑选了九百匹骏马,做好了出逃的准备。8月13日天刚亮,玄宗带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信宦官从长安延秋门出逃,在宫外的皇妃、公主、皇孙、百官都弃而不顾。玄宗出逃十余日之后,安禄山派兵攻破长安,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宫女等,每抓到数百人就派兵押送到洛阳。时为广文馆博士的郑虔就在被捕之列。

唐朝的官吏很多人都投降了叛军。如陈希烈、张咱兄弟均投降并被任命为宰相,其余朝臣都被授以大小不同的官职。郑虔也被任命为水部郎中,后改授摄市令。不久他从洛阳逃到长安。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的9月18日,唐朝的部队收复长安,10月18日收复洛阳。10月23日,唐肃宗返回长安。政府对投降的官吏分六等定罪,对持节者给予表彰。

作为唐朝政府的全力拥护者,杜甫对表彰能坚守节操者和惩处叛逆者是持支持态度的。如他的另一好友国子司业苏端即因没有接受安禄山的官爵而被提拔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杜甫《八哀诗》之《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云:"肃宗复社稷,得无顺逆辨",即两京先复,分辨顺逆是应该的。诗中对苏端极表赞赏:"忧愤病二秋,有恨石可转。范晔顾其儿,李斯忆黄犬。秘书茂松意,淏涨本末浅。"诗中称赞苏端为国事而积忧成病,山可移石可转,其杭贼之高节坚贞不变。又说对接受安史伪职的官员加以刑戮,那些人一个个像范晔、李斯临刑前一样悲痛万端,而苏端则如参天的松树,依旧挺立在故国长安。杜甫奉儒守官,自比稷契,他的这种政治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杜甫以为郑虔并未附贼,因此不应被贬职

郑虔在长安被俘,被安禄山押至洛阳。他同陈希烈等人不同的是,他并非死心踏地做安禄山授予的"水部郎中"或"摄市令",而是心系唐王朝,盼望着唐朝早日平定叛乱。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第一、《新唐书》卷二百二《郑虔传》载:"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可见郑虔的确曾经向唐肃宗送过密信。

第二、《新唐书》卷二百二《郑虔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郑相如者,自沧州来,师事虔,虔未之礼,问所为业,相如曰:'闻孔子称继周者百世可知,仆亦能知之。'虔骇然。即曰:'开元三十年当改元,尽十五年天下乱,贼臣僭位,公当污伪官,愿守节,可以免。'虔又问:'自谓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进士第,调信安尉。即三年,虔询吏部,则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终不附贼。"这个故事记郑相如之预言未来事,纯是虚妄之言。但是,他的所谓"预言"都是准确的,如开元二十九年改元天宝,天宝十四载安铩山反,天下大乱等。郑相如预言自己的进退生死也很"准确"。由此可知,这个故事本身虽属虚妄,但郑虔"终不附贼"却是可信的。

第三、郑虔未任"水部郎中"而接受"摄市令",可能是为了送"密章"和逃跑方便。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一诗作于至德二载(757)春,时杜甫身禁长安。杜甫此时与郑虔相见,说明郑虔最晚此时巳从洛阳逃到长安。从756年5月底到757年春,郑虔在洛阳的时间不过半年多一点。在这段时间里,郑虔不仅"潜送密章达灵武",而且最终寻找机会逃出了洛阳。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云: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燃跻邢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重对秦萧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

此诗写两位好友丧乱中会面,感慨无限。诗中把郑虔从洛阳逃出说成"握节汉臣回',把郑虔比作苏武。诗中又说他"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以表彰他对朝廷的忠心耿耿。由此可见,两人见面时,郑虔一定是把在洛阳的遭遇和不附贼的经过告诉了杜甫,才使杜甫发为此论。

由以上可知,郑虔能持节不附贼是可信的。因此,杜甫虽然赞扬苏端的高风亮节,对肃宗判明顺逆的做法表示支持,但他认为郑虔被贬是不公平的。

三、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使杜甫赠郑虔诗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

郑虔被贬,杜甫未能面别,寄诗仅仅"伤其临老陷贼",却未为之鸣冤,此当与当时严峻的形势有关。我们注意到,唐朝廷对待接受伪职官吏的态度前后颇有不同。唐军收复长安之后,肃宗回长安之前,朝廷即颁布了《宣慰两京官吏敕》,全文如下:

敕两京官吏等:逆胡构祸,暴犯京邑。我国家图必胜之劳,取万全之功,是以避狄而西,外饬师旅。遂使卿等奔窜无所,力屈狂寇。即闭之以师旅,又临之以兵戈。或强逼驱驰,或伪署官爵。事不获已,皆是协从。朕深悉焉,无怀反侧。今天既悔祸,宗庙垂灵,王师东征,雷击电扫。逆胡剿绝,关辅栽清。卿等代承国恩,家传禄位,乃祖乃父,为我纯臣,虽陷贼中,固深忧愤。是用侧隐,预悯于怀。宜各自安,更勿惶惧。朕与人更始,岂求录微瑕哉。旬日之间,与卿等相见。

与此诏书同时颁行的还有《宣慰京城僧道父老敕》。毫无疑问,这两个诏书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757年10月18日,广平郡王李俶收复洛阳。据《新唐书》记载:"千是,广平王率师东讨……王入洛阳,大陈兵天津桥,伪侍中陈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头待罪,王前曰:'公等胁污,非反也,天子有诏赦罪,皆复而官。'众大喜。"

朝廷"皆复而官"的诱人许诺,加上"宜各自安,更勿惶惧"的妥贴安慰,的确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如果陈希烈、张咱、达奚殉等人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处斩或自尽,也许他们早就随叛军逃之天天了,因为陈希烈这样的"高官"必不至于束手就擒。

但是,朝廷美好的许诺并没有兑现。肃宗显然对接受伪职的官员深恶痛绝,他757年10月23日入长安,当即就命令"文武协从官免冠徒跳,朝堂待罪,禁之府狱,命中丞崔器劾之"。到这年的12月,"受贼伪署左相陈希烈,达奚殉等二百余人并禁千杨国忠宅鞫向",郑虔也在其中。依然是在12月,肃宗下达了措词严厉的诏书;人臣之节,有死无二......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有何面目,事于寇仇。乱臣贼子,何以过也。自逆贼作难,顷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愤怒,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受任于袅狭之间,咨谋于材池之辈,静言思此,何可放宥。达奚殉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寺卿张均特宣免死,配流合浦郡。

两份诏书的口气截然不同。就在诏书下达的当天,即斩达奚殉等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京城弥漫着恐怖的气氛,肃宗大概是希望以此警示百官。对此《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记之甚详,中云:

及冢臣怀邪,边将内侮,乘舆幸于巴蜀,储副主于朔方,曾未逾年,载收京邑,书契以来,未有克复宗社如斯之速也。而两京衣冠,多被胁从,至是相率待罪阙下。而执事者务欲峻刑以取威,尽诛其族,以令天下。议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视、兵部侍郎吕湮、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韩择木、大理卿严向等五人为之。初,西京文武官陆大钧等陷贼未归,崔器草仪,尽令免冠徒珗,抚膺号泣,以全吾府县人吏围之,于朝谢罪,收付大理京兆府狱系之。及陈希烈等大臣至者数百人,又令朝堂徒跌如初,令相宰相苗晋卿、崔圆、李麟等百僚同视,以为弃辱,宣诏以责之。朝廷又以负罪者众,狱中不容,乃赐杨国忠宅鞫之。器、湮多希旨深刻,而择木无所是非,独李视力争之,乃定所推之罪为六等,集百僚尚书省议之。肃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于是河南尹达奚殉等三十九人,以为罪重,与从共弃。殉等十一人,于子城西伏诛。陈希烈、张泊、郭纳、独孤朗等七人,于大理寺狱赐自尽。达奚挚、张丕、李有孚、刘子英、冉大华二十一人,于京兆府门决重杖死。大理卿张均引至独柳树下刑人处,免死配流合浦郡,而达奚殉、韦恒乃至腰斩。

其实,肃宗本来是想听从崔器的意见把这些人全部处死,只是后来听从了李舰的意见,才分六等定罪。。《旧唐书》卷一一二《李舰传》载:"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舰为三司使,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义,又失国家惟新之典。且翔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荡覆。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涌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崔器、吕湮,皆守文之吏,不识大体,殊无变通。延议数日,方从幌奏,全活甚众。"六等定罪,李舰起了很大的作用。若无李舰,郑虔可能这时即被处死。

就是这种紧张的氛围之中,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并很快赴任。杜甫未能与之面别,乃作《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清见千诗》一诗,诗云:

郑公桴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遣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己就长途往,逼适无端出钱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此诗的主题,诗题写得非常清楚,是"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千诗"。在这首诗里,杜甫为老友临老陷贼而伤感。唐王朝收复两京,即将迎来中兴之日,而老友郑虔却以老迈之身(时虔72岁),被贬万里之外,此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了。

诗中用了"严遣"二字,这不过是写实而已。较之全部处死,六等定罪固是宽大,但较之朝廷许诺的"尽复而官",这真算是"严遣"了。长安收复后,肃宗身着白色衣服向着太庙痛哭三日,这不能说完全是在做戏,他的悲痛是合乎情理的。而他的满腔悲愤肯定会发泄在这些附贼的官吏身上。在这首诗里,杜甫没有再把郑虔比作苏武,也没有为之鸣不平,因为在当时恐怖的气氛中,杜甫即使认为郑虔未附贼,只怕也不敢为之呜不平。而只能是"伤其临老陷贼",表达一份同清罢了。朝廷对降官政策的严厉,使杜甫赠郑虔的诗歌内容发生了变化。

处置叛臣的紧张空气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758年的春天,形势才有所缓和。此时,肃宗下诏:"死王事,陷贼不受伪官而死者,并与追赠。陷贼官先推鞠者,例减罪一等。"也许是肃宗有意显示他的宽大,也许是以此来引诱尚在叛军的官吏归降,也许他对原来的做法真的后诲了应到这年的六月,肃宗又一次下诏:

朕闻古先哲王,慎罚以恤人命,协从罔理,罪疑从轻。成汤有解网之仁,光武有焚书之令。盖惠彼至理,受其刑章,是以法不滥加,刑所以措也。间者时遭寇逆,患在干戈,衣冠之流,逼迫者众。事不荻已,情稍轻焉。顷者委在三司,穷其五听,议重者累申刑典,稍轻者犹被勾留。况时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犹不给,家属又悉乖离。艰难之忧,无甚于此。岂朕泣孤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况恩泽频加,科条递减,原其事状,稍近平人。岂可尚议迁贬,穷其反侧。万方有责,罪实在子。一物失所,忧将谁属?永言悯念,用侧于怀。而两京官被贼逼授伪官、三司推问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贼中守本官,至冬方选,曾受驱驰,既宽刑典,免其贬降,并至来冬放选。合得官时,仍委所司,量事轻重注拟,其已贬官者,续有处分。

肃宗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了对伪官的宽恕,"万方有责,罪实在予,一物所失,忧将谁属。永言悯念,用侧千怀"。肃宗似乎承担了全部责任。此诏书下达后,被逼授伪官而尚未处理者,当是被当即放免,允许他们重新做官。这种宽松的气氛使伪官们松了一口气,也使对他们抱有同情态度的人松了一口气。

大约就在此时,即758年的春天,时为左拾遗的杜甫经过郑虔故居,写下了《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一诗。全诗如下:

台州地闲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乱后故人双别泪,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第五桥东流恨水,皇陂岸北结愁亭。贾生对鹏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可怜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称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

在此诗中,杜甫首先回忆了与郑虔相与往还的过去,显示出二人亲密的友情。接着,杜甫又一次以苏武比郑虔。在肃宗自己承担责任、下诏免伪官罪的宽松氛围里,杜甫又一次回忆起郑虔"潜送密件"的情节,对郑虔陷贼而能对朝廷怀忠直之心表示赞赏,这是他以郑虔比苏武的原因。肃宗二次下诏免罪,因此朝廷对这批人用"轻刑"是当时的实事,对此杜甫是赞成的,故有"也沾新国用轻刑"之句。这里没有讽刺肃宗用刑太厉的意思,而只是写实而已。比郑虔为苏武是对郑虔过去行为的肯定,因为郑虔必有不附贼的情节。"新国用轻刑"是对朝廷的赞扬,因为肃宗在对伪官六等定罪后不久,即先后两次下诏,对这批人先是减罪一等,然后又赦免其罪。

四、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晌

唐王朝收复二京对杜甫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在广平王率军逼近长安时,杜甫就写了《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以激昂的笔调预先为官军祝捷。收京后,籵甫又写了《收京三首》,表达了喜悦的心情。长安收复后,杜甫从郬州回到长安,他的心情也是喜悦的,《腊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等诗都透露出他喜悦的心情。

但是,杜甫愉快的心情很快就变为压抑和苦闷。他这时写的《曲江二首》就流露了颇受压抑的心情。其一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万点花飞,空堂无主,废冢不修,使人苦闷无比。要解此苦闷,似只有及时行乐一途,其实是苦闷无法排解。《曲江二首》另一首则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对酒》云:"纵饮久叛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曲江对雨》云:"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诗中所透露的清绪均是苦闷、无聊和失意。杜甫的苦闷心情当同此时肃宗排挤玄宗旧臣有关。但除此以外,肃宗对郑虔的"严谴"也可能是造成杜甫心情郁闷的原因之一。

收京后,朝廷对待任伪职官吏采取了很多侮辱性的做法。如让他们摘掉帽子,光着脚,以手捶胸大哭表示悔恨,让百官观看,让他们排着队向未降贼的人依次跪拜行礼等。此时,免冠徒铣和跪拜的人中当有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郑虔,而在旁边观看的就是时任左拾遗的杜甫。朝廷的失信及对郑虔的不公可能使杜甫受到不小的刺激,使杜甫很快就从充满希望转为失望。肃宗收拾山河的道路还很遥远,这时还远不是"万方频送喜"的时候。当从郬州回来的杜甫真正地立朝为官之后,他对这个朝廷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此之后,杜甫还写了几首回忆郑虔的诗。一首是作于乾元二年(759)的《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诗中想象郑虔处身孤危,难以生还,情真意切。"从来御魁魅,多为才名误。夫子秞阮流,更被时俗恶",表现了杜甫对郑虔才高位微、不被世俗所容的同情。另有《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作于广德二年(764)秋应诗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流恸嗟何及,衔冤有是夫。"此诗表示郑虔被贬是含冤的。另一首是作于大历元年(766)的《八哀诗》之七《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荣阳郑公虔》,诗中对郑虔的品德和才学表示赞赏和倾慕,对他被贬死于台州表示同情和哀伤。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八哀诗》云:'反覆归圣朝,点染无涤荡。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桨',盖伤之也。"另一首是作于大历二年(767)的《九日五首》之三,诗中回忆了与郑虔在长安交游的愉快经历。可见,离开朝廷的杜甫,还是会经常地想起他的好友郑虔。

综上可见,虽然杜甫对朝廷处分陷贼官吏持赞成态度,并能对持节者表示赞赏,但他以为郑虔并未附贼,因此不应被贬职。同时,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这是杜甫送别郑虔诗中未能为之鸣不平的根本原因。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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