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赠花卿》一诗是杜甫七言绝句中的佳作。关于此诗的诗意，自明代以来，多以为是讥讽花敬定使用朝廷礼乐应清代的仇兆鳖亦持此见，其《村诗详注》云："窃谓此诗非歌妓所能当，其为花敬定无疑。其人恃功骄恣，故语含讽刺。能得几回闻，言其必不能久也。"又引焦蛂语曰："花卿恃功骄恣，杜公讥之，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者足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这种观点为当今的学术界所接受，已成定论。本文以为，此说或有道理，细按则缺少根据，《赠花卿》只不过是一首普通的酬赠诗。
一
杜甫《赠花卿》诗云："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从杜甫此诗本身推断，所谓"天上"、"人间"不一定指宫廷和民间，"此曲只应天上有"云云，不过是形容音乐的美妙动人而已。这在唐诗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顾况《乌夜啼》云："此是天上老鸦鸣，人间老鸦无此声。摇杂佩，耿华烛，良夜羽人弹此曲，东方瞳瞳赤日旭。"
此以天上的鸟呜比拟音乐之声。杨炎《赠元载歌妓》："雪面淡眉天上女，风箫鸾翅欲飞去。玉山翘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此歌者被视为"天上女"，但她并不是来自宫廷，而只是一名歌妓。戴叔伦《听韩使君美人歌》："仙人此夜忽凌波，更唱瑶台一遍歌。嫁与将军天上住，人间可得再相过。"此歌者不过是"韩使君美人"，所谓"仙人"、"瑶台"、"天上"云云，均与宫廷无涉。孟郊《晓鹤》："晓鹤弹古舌，婆罗门叫音。应吹天上律，不使尘中寻。"此"天上律"是形容鹤鸣叫的声音之美。张仲素《缎山鹤》："笙歌忆天上，城郭叹人间"，与此相同。
由此可见，唐诗中的"天上"不一定指宫廷，而往往含有他意。所以，不能因为杜甫这首诗中有"此曲只应天上有"这样的旬子，就简单地判定诗中所指的音乐是朝廷礼乐。
二
"花卿"指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崔光远部下的牙将花敬定（又作"惊定")。杜甫另有《戏作花卿歌》一首，诗云："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可知"花卿"即是花敬定。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杜膀》云："胡元瑞因李群玉有赠歌妓相同，因以花卿为歌妓。叽）胡氏之说显误。
论者均以为花敬定恃功骄恣，并据此断定杜甫定会对他明嘲暗讽。其实花敬定功大于过，且杜甫对他是敬佩的，他们的关系也很亲密。
对花敬定恃功骄恣的看法来自《旧唐书》。《旧唐书》卷一一一《崔光远传》云："（上元）二年，（崔光远）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此言在平定段子璋的叛乱中，崔光远的将士大肆剽劫财物，手段残忍，杀人数千。又《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云："后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东川节度使李奂，适率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攻千璋，斩之。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此则证明剽劫财物者正是花敬定。
基于此，论者对花敬定多有微词。实际上，花敬定平定了一场反对唐朝廷的叛乱，其平定叛乱的功绩是不可小视的。
安史乱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一些地方政府逐渐不再服从朝廷的节制，段子璋的叛乱就是一例。时任梓州刺史的段子璋骁勇善战，曾在明皇幸蜀时立功。上元二年(761)，东川节度使李奂奏替之，段子璋恃强，不服朝廷命令，遂举兵，袭李奂于绵州，其所属军队过遂州，刺史虢王李巨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与战，败奔成都。段子璋的气焰更为嚣张，竟然自称梁王，改元黄龙，并占据了绵州。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如果朝廷不及时剿灭这股反对势力，段子璋势必成为一个与朝廷对立的小朝廷。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成都尹崔光远率大将花敬定剿灭了段子璋的势力。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唐朝廷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胜利之后的抢劫，其原因一是兵骄难制，另一原因可能出千朝廷没有供给足够的军饷。战争胜利后劫掠百姓在唐代并不少见，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助战，肃宗宴劳赐赉，唯其所欲，并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战争胜利后劫掠百姓竟然是朝廷采取的策略，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下，花敬定千胜利之后大掠东蜀也就不难理解。
论者对花敬定多有微词，但在当时的一段时间内，花敬定是平叛的功臣，并受到赞誉。
花敬定最后亦为朝廷而死。据明曹学铨《蜀中广记》："花卿，字敬定，本关中人。唐至德间，从崔光远入蜀，讨段子璋有功。后平寇乱，单骑座战丧其元，犹操戈至东馆镇，下马沃盟。适遇浣纱女谓曰：'无头何以盟为？'遂自僵仆，居民葬之。叽）可见，花敬定是为国平寇而死，且极为壮烈。
花敬定以其勇力及其对朝廷的忠心受到后人赞誉。花敬定死后，四川许多地方都为花敬定建庙，祭祀不绝。宋吴泳《鹤林集》卷一一引《成都府永怀庙神封忠烈广福仁佑文惠王制》云："（花敬定）英风盖世，勇略过人。当子璋僭叛时，卿特成都一牙将耳，乃能手锄元凶，以五六州掣还唐之职方。使高祖当此时，必不兴猛士之叹；孝文当此时，必不起良将之思。其明威义烈，亘万古而如在。所谓镇蕃部，擒溃贼，特其细也。爰即旧封，再加美号。"则花敬定在宋时已被封为"忠烈广福仁佑文惠王"。可见，尽管花敬定曾劫掠百姓，但因其平叛功大及为国捐躯，他还是受到后人的普遍敬仰。
那么，杜甫对花敬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众所周知，杜甫关心国事，自比稷契，当段子璋叛乱自称梁王时，杜甫正在蜀中，他的焦虑和急切可想而知。段子璋僭窃王位而衣拓黄，这在杜甫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当花敬定诛除段子璋时，杜甫当非常高兴，他对花敬定是敬佩和心存感激的。平叛结束后，杜甫作《戏作花卿歌》一诗，颇能表现他高兴的心情。诗的末句云"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此是杜甫对花敬定的期许，希望朝廷察知花敬定的功绩和能力，给以更高的官职，并让他去把守东都（又作"京都")，这样才能使人尽其用，并保证东都的安全（时洛阳尚在乱中）。仇兆鳌云末句意为："此见平贼之后，不当留蜀滋乱。"此说显然欠妥，花敬定固然不当留蜀滋乱，但到东都或京都滋乱岂不危害更大？
《赠花卿》一诗与《戏作花卿歌》一诗约作于同时，如果说《戏作花卿歌》表现了杜甫快慰的心情，那么，《赠花卿》一诗的基调显然也是相同的，所以说以为《赠花卿》暗含讥讽，显然没有真正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是缺乏依据的。
三
在唐代，音乐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承平日久，朝廷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成为唐代音乐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西域的音乐很早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原，这种交流在唐代达到高潮。西域音乐与本土音乐的交融，使本土音乐发生变化，创造出融合胡乐与俗乐的所谓"新俗乐"。唐代音乐文化的发达和繁盛，在唐玄宗时达到顶点。
唐代的宫廷音乐亦极为发达。除去艺术性不强的散乐，唐代的宫廷音乐约可分为雅乐和俗乐两种，最早皆由太常寺管理。开元二年，玄宗建立梨园，教坊亦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自此，朝廷的雅乐由太常寺管理，俗乐则属于教坊和梨园。梨园演奏的音乐又称法曲，其性质和来源非常复杂，但在音乐属性上看基本属于俗乐。
在谈到教坊和梨园的音乐性质时，岸边成雄认为："因开元二年，宫外成立左右教坊，接管大部分胡乐、俗乐，宫内亦挑选优良之教坊乐妓及太常寺乐工，集中梨园，学习玄宗皇帝所嗜爱之法曲，所以教坊与梨园实际上却成为盛唐时期之中枢与精华。此种俗乐在掌管礼乐之太常寺组织外，发扬盛大的情形，实为汉清间二千年来集权统治下之中国音乐史上所罕有者，亦为唐朝音乐制度之最大特色。叨）此说极有道理。无论是教坊的胡俗乐，还是梨园的法曲，实际上都属于俗乐系统。这些音乐，虽然主要在宫廷演奏，但如果流传到宫廷之外，它们的演奏并不受到限制。实际上，中唐以后，教坊曲很多流传到民间，朝廷并未判其违制。也就是说，如果《赠花卿》一诗中的"锦城丝管"真的使用了"朝廷礼乐"，而这些音乐如果属于教坊和梨园的俗乐系统，则花敬定并没有"僭用天子礼乐"。
真正意义上的"天子礼乐"由太常寺管理。开元二年(714)以后，太常寺管理的音乐根据不同的用途约分为以下几种：郊祀、庙祭之乐；鼓吹乐；宴享之乐。
郊祀、庙祭之乐即所谓雅乐，是用来祭祀天地和宗庙的，由太常寺的大乐署管理。据《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记载，高祖受禅，因军国多务，雅乐未逞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626)，始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628)六月奏之，这就是大唐雅乐。需要说明的是，雅乐是仪式用乐，其声清淡单调，无论是堂上登歌还是堂下乐悬，其外在形式和音乐内容都盲目追求复古，均不适合娱乐之用。雅乐在当时就不被重视，高祖受禅多年，雅乐歌词尚用隋氏旧文，即可见一斑。又白居易《立部伎》云："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可见太常二部伎中坐部贵，立部贱，坐部不合格则退为立部，立部不合格再退为雅部，雅乐的沦丧不振和地位低下于斯可见。如果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根据雅乐的性质，他所僭用的必非雅乐系统的郊祀、庙祭之乐。鼓吹乐由太常寺的鼓吹署管理，主要用于仪仗之中。据《大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丞为之贰。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吨）又载鼓吹署的曲目，全部为鼓吹曲。这些鼓吹乐以打击乐为主，节奏鲜明，声音响亮，它们的确具有区别和标明身份的作用，不能随意使用。但鼓吹乐主要用于仪仗，音乐性不强，因此，绝不可能是《赠花卿》一诗中的"锦城丝管"。也就是说，如果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他所僭用的亦必非这些鼓吹乐。
唐朝廷的宴享之乐指的是九部伎、十部伎和二部伎。九部伎和十部伎是宫廷宴享时所奏的礼仪音乐，其内容既有清乐，又有胡乐，而以胡乐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属于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乐舞。唐之九部伎和十部伎源千隋之七部伎和九部伎。这些乐曲不能随意演奏，只能在国家礼仪中使用，如接待外国使臣、赐宴群臣、庆祝战争胜利、设立太子等。据《旧唐书》卷一六七《赵宗儒传》："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聘享不作。"可见的确有的音乐不能随意使用，但这样的乐曲很少，从现存的文献看，除《五方师子乐》之外，其他未见记载。
二部伎也是礼仪性的雅乐，系由十四曲编成，正式制定的时间当在玄宗初年。它也是一种宴享雅乐，上演的方式比十部伎灵活。据《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面遂以荒埋，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则太常十部伎和二部伎以及教坊、梨园乐工在安史之乱中均告散失。在收京之后，肃宗对教坊、梨园、太常十部伎均进行了恢复，唯独二部伎未见恢复，只是二部伎中的一些乐曲被编人教坊曲或法曲。
那么，如果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他所僭用的是不是十部伎呢？亦不可能。原因有三：首先，从根本上说，太常十部伎和二部伎都是礼仪性的雅乐，它们的政治性要高千艺术性，"僭用"以后很难达到享乐的目的。其次，从演出地点看，太常十部伎和二部伎的演出均在宫廷之内，宫廷之外的乐工很难见到。因此，宫廷之外的乐工成功地复原它们是难以想象的。再次，从曲目难度上看，太常十部伎和二部伎规模一般都较大，如立部伎中最小的演出阵容也有八十人之多。它们又是融合歌、乐、舞为一体的，难度很大。在宫廷之外，很难找到这么多精通音乐的乐工。最后，太常十部伎和二部伎乐器复杂多样，服饰精致而富千变化，音乐包含了本地音乐和数种来自不同地域的胡乐，以一个牙将的力量"僭用"这样音乐，根本不可能。
综上，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未必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因此，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
四
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和杜诗学发展的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杜诗的价值在中晚唐被人认识，在宋代形成"千家注杜"的局面，对杜诗的研究达到高潮。宋人开始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为杜诗编年、注释和评点，取得很大成就。自宋人以来的研究者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研究杜诗，在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对杜诗的曲解。
对此，清代纪呴的说法较为允当，他说："自宋入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者遂以刘呴、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经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产此说持论近是。
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显然是用《新唐书》中关于花敬定的记述与《赠花卿》一诗牵强比附的结果；是在这种特定的学术背景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杜诗所造成的对杜诗曲解。
总之，本文认为《赠花卿》只是一首普通的酬赠诗，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意在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千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方法的错误运用。本文认为，对诗歌不能以为其处处存有深意而妄加揣测，求之过深，在解释诗歌时，既要联系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又要对历史背景有正确认识，这样才能达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
来源：根据左汉林著作《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网络公开内容整理。免责声明：以上整理内容源自网络公开资源，仅供学习与参考，不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或时效性，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