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及中唐前期佛教概况简述

第三节初盛唐及中唐前期佛教概况简述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而初盛唐则是唐代佛教发展的关键阶段。佛教在初盛唐时期的快速发展，综而言之，得益于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雄厚的经济基础、开放的文化氛围以及富于进取精神的高僧大德。

初唐时期，唐王朝为了在士大夫中拥有更大号召力，提高门第地位，需要借助于老子的影响力，故将道教置于突出的位置；而儒教又是巩固国家政权所必需，也须尊崇；对于佛教，皇帝既希望加以利用以便为政治统治服务，同时又采取适当的策略予以抑制。故若非出千对佛教的信仰，而将佛教置诸道、儒之后，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指责佛教之弊，请求罢黜，后因僧入法琳反对而作罢。唐高祖李渊规定国家典礼活动中三教排列的位次为：道教在前，儒教次之，释教为末。太宗时，傅奕再次上书，请罢佛寺敲钟，法琳和慧净都著论辩驳。最后太宗仍然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太宗对佛教也时有安抚。他曾经到弘福寺布施，表示皈依三宝，自称"菩萨戒弟子"。他支持玄奖的译经，给他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人力支持。唐高宗李治对佛教比较提倡，还为玄樊作过《述圣记》。唐中宗时，佛教又有很大发展，僧尼数由太宗时的一万八千余人增加到几十万人。"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气武则天是唐前期最为佞佛的皇帝。道教是李唐的家教，老子是李家门第的基石；武则天出于夺权的需要，实行崇佛抑道的政策。武则天在即位不久，僧人献《大云经》，经中有"即以女身当国王者"之语，藉之大造舆论。她认为"《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敦化，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维新之运"。她在位期间，大量造寺立像，无有穷已。中宗年幼时即受佛教熏陶，出生时因"神光满院"而被玄樊称为"佛光王"。武后时废迁房州，多藉佛典以解忧。复辟后，对佛教颇为推重。曾屈万乘之尊，迎高僧千城门之外。广度僧尼，以致伪滥；大造佛寺，务取崇丽。睿宗兼崇佛道，享位时间较短。唐玄宗是个非常崇信道教的皇帝，其即位之初的崇道抑佛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待到地位巩固之后，他对佛教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他对密教很感兴趣，密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到中国，唐玄宗格外礼重，使得密宗得以建立并巩固。肃宗时战乱不止，幻想通过佛教的庇护获得长治久安，故非常崇信佛教，以"启三乘之真如．为万姓以作福"(l)。在灵武时，为补军需，就公开买卖度牒，收取香水钱，使僧尼的数量不断增加。神会因度僧招募军饷有功，礼遇甚隆，从而扩大了南宗禅的影响。至德二载(757)，诏迎法门寺佛骨千宫中立内道场。为求平安，请僧尼数百人于宫中昼夜念佛，以致张镐进谏而不纳。代宗极为好佛，致使京畿良田美宅多归佛寺。战乱频仍，国势陵夷，他早已没有祖宗的那份自信了，便从佛教中寻求寄托，当胡骑侵凌时，总是相信《仁王护国经》的神效。他曾说过：

夫其镇乾坤，遏寇虐，和风雨，不有般若，其能已乎！懿夫护国，其在兹经。心）为修五台山金阁寺，代宗所费巨亿。建章敬寺时，他又"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计十三年，举百万之众，资粮罪展，取足千人，劳罢宛转，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视无聊，延颈嗷嗷，以役王命"气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都是以佞佛著称，大肆敛财造寺。

帝王的支持，不仅丰富了寺院的物质基础，还促进了佛教理论的增衍新变。宗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佛教逐渐走向成熟并获得相对独立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巳经成立的宗派不断壮大，新的宗派不断萌生，各种修持理论和方法基本确定，因而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天台宗在隋代就已经确立，此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妙法莲花经》，对《大智度论》、《涅梊经》、《大品经》也比较重视。其关键人物是智者大师智频(538~579)。智者大师早年投奔南岳慧思，后被慧思派往金陵数年。不甚得意，便往天台实修九年。后又辗转金陵、庐山、南岳、荆州。智频首开判教，以"五时八教"说确立天台宗在佛教界的地位，以三谛圆融、一念三千、止观双修作为核心理念。智频的著作很多，其中《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尊为天台三大部。智频、章安之后，促使天台宗中兴的是荆溪湛然(711~782)。湛然和杜甫生活的时代相同，他提出"无情有性"说，对当时的佛教界和后来的禅宗都有影响。天台宗在吴越及南岳地区影响最大。

＝论宗是隋末唐初时期颇受人瞩目的一派。此宗虽然以鸠摩罗什为先祖，关键人物却是嘉祥大师吉藏(549~623)。此派以龙树《中论》、《百论》及提婆《十二门论》作为经典依据，以破为主，倡导中道实相，通过破斥真有二谛，显无所得之理。三论宗思想既抽象，又繁杂，故在嘉祥之后逐渐衰落，但其教理也常被其他宗派所吸收。三论宗活动之地主要在杜甫曾游历过的吴地及京城地区。当年僧诠驻锡于摄山止观寺，开三论之学，法朗、慧勇、智辩、慧布等入问学于僧诠，号称"诠门四友"。在四友中，慧布留千摄山，法朗等三人皆至金陵。嘉祥大师曾师法朗多年，将三论之学发展到顶峰。其后，吉藏随杨广至隋都大兴，使三论学闻名千关内。吉藏之后三论宗逐渐衰落，在初盛唐时仍然有一定影响。

法相宗是初唐时兴起的一个重要佛教流派，此派的关键人物是玄樊(600~664)。此派所宗经典较多，以《华严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二十唯识论》等六经十一论为主，其宗旨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玄奖自印度归来后，主持译经工作，翻译大量佛经，并作《成唯识论》，成为此派的奠基之作。玄樊的弟子因对其师解经的理解不同，形成圆测和窥基两系，窥基(632~682)的影响更大一些。窥基的著作很多，有"百部疏主"之称。窥基有弟子慧沼(651~714汃慧沼有弟子智周(668~723)，都对本宗有一定的贡献。此后，法相宗在唐代逐渐式微。杜甫对法相宗繁琐深奥的理论似乎不太感兴趣，但法相宗一度在京城盛行．杜甫常游其祖庭大慈恩寺，在其诗中用典取材千《法华经》及窥基二车载书的传说，可知杜甫对本宗还是比较熟悉的。

华严宗其源甚为渊远，其真正获得很大发展的时期是在初唐。杜顺（初祖汃智正、智俨（二祖）等人在华严宗发展史上起很大作用，但使华严宗得以确立并和其他各宗相抗衡的是法藏(643~712)。法藏正值崇佛的武则天之时，被延入宫中讲经。当说到《华藏世界品》时．堂室震动，大呈吉瑞之相。武则天加以利用说："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此宗以《华严经》为依托，以法界缘起解释人生和宇宙的发生，以六相圆融、十玄无碍阐释世界与世界、世界与人的关系，得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结论。法界有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事物的存在有六种状态：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六相相即相摄，圆融无碍。十玄门是说明六相圆融的十种情况，按照贤首大师法藏的说法，十玄门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广狭自在无碍门、一多相融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隐秘显了俱成门、微细相容安立门、因陀罗网境界门、托事显法生解门、十世隔法异成门、主伴圆明俱德门。华严宗在两京地区流传很广，长安大荐福寺、终南山至相寺是传播华严学说的要地。五台山也是华严宗的重镇。

律宗虽自曹魏嘉平年间发韧，实际创立则是初唐的道宣(596~667)。道宣是智首的弟子，曾在终南山潜心钻研律学，著有律学五大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揭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他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律宗把戒律分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类，而把戒体作为核心。律宗认为，唯有严持戒律，方能证法成道。

密宗是和唐代政权结合比较紧密的一个派别，其创始人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汃金刚智(669~741)、不空(705~774)，一行和惠果也是密教比较重要的人物。密宗奉《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圭泉，修持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曼陀罗灌顶、金刚瑜伽和护摩。曼陀罗就是制作坛场，在土坛上作画，摆好香、花等道具，象征诸佛菩萨。金刚瑜伽依据《金刚顶经》，修持者身密、口密、意密相应，想象自己与佛和合为一体，得到佛菩萨的加护，可得超凡入圣。护摩则是从婆罗门教移植过来的方法。三大士和多个君主均保待紧密的联系。如不空，他尝为玄宗受五部灌顶，又到哥舒翰军中，使各级官吏数千人"皆受灌顶"气肃宗时，连收京日期也要和他具体商定。收京后，立即把他宣进大内，传授灌顶。代宗时，花费三千万为不空建文殊阁。大历九年(774)六月，代宗加封不空肃国公，开封府仪同三司，食邑三千户。密宗主要流行千两京地区，得到玄宗、肃宗、代宗的大力提倡。

净土宗是以通过称名、观想、实相等念佛形式，依靠佛的愿力，从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宗派。由于阿闷净土、文殊净土、弥勒净土的衰落，西方弥陀净土遂一枝独秀。此宗依据的主要经典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中国净土思想的传播肇始千东晋，但取得很大发展并成为一个宗派还是得力于初唐时期的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在道绰以前，念佛以观想念佛为主。此法主要依《观无量寿经》，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相状。观想念佛相对较难，因为观想对象不易确定，需要观想者生发充分的想象和联想。道绰则提倡称名念佛，认为念佛者口诵"阿弥陀佛"名号，也能借助愿力而往生。鉴此，道绰自己率先垂范，他以豆计数，达"数百万斛"气善导认为，凡夫只要精进修学，借佛的大悲愿力，也能往生报土，净土也是为末法时代的民众特别开设的方便法门。善导还将净土宗的修持过程概括为安心、起行、作业，分别予以探讨。由于善导的努力，拓宽了成佛主体的范围，简化了修习的程序，增强了普通民众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导致净土宗的影响不断扩大，以致形成诸宗归净土的局面。净土宗早年主要兴盛千北方，石壁玄中寺是传播净土学说的中心。后来，净土宗中心南移，终南山香积寺法门大开，终成净土宗祖庭。净土之法在唐代流传甚广，如南岳等地都较为兴盛。

禅宗在唐代的兴盛，既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此派的宗旨可简要地概括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的祖师虽远绍迦叶，而其在中国则滥觞于菩提达摩。达摩约在梁武帝时，由南至北，持四卷本《楞伽经》行化。其方法是理行兼入（二入）。"理入，是'藉教悟宗'"气行入则是抱怨、随缘、无所求、称法四行。达摩的禅法有着"不中律制，不中经教，不中法义"的特点。而达摩的弟子慧可被推为禅宗二祖，也有重宗略教和头陀行倾向。慧可弟子僧璨（被推为三祖）又传法千道信（四祖）。道信(579~651)七岁出家，后又至舒州、吉州、庐山，终至黄梅双峰，山居三十余年而卒。道信定居，营宇立像，接引学众，为丛林之雏形。道信之学见千《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以一行三昧为主。道信最著名的弟子是五祖弘忍(600~674)。弘忍是黄梅人，在道信去世后，居双峰山东十里的凭墓山，其禅法被称为"东山法门"。弘忍继承道信的安心方便，强调"即心是佛"、"心净成佛"。道信的弟子甚多，传说牛头法融(594~657)也出自道信，但学者们对此多持怀疑的态度。法融是牛头禅的初祖，其禅法有比较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以虚空为道本，以无心为合道。法融及其弟子认为无情也能成佛，赞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牛头禅虽然在禅宗法脉上附于道信，但和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还是不同的。弘忍的弟子也很多，他们分头传法：慧能在韶州曹溪，法门大开，声闻于朝廷，为南宗之祖；神秀在荆州当阳，名倾天下．蔚为北宗；智洗往资州，开净重、保唐禅系；此外，法如、老安在嵩山；玄颐在安陆，入洛后被净觉一派奉为师范；还有宜什宗，传香念佛，后来传布千果州、阑州一带。在弘忍的弟子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神秀和慧能。神秀（约606~706)，是北宗的领袖人物，其禅法继承东山法门，强调一心两门、观心看净。入京以后，威望崇高，有"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之称，谥为"大通禅师"。神秀著名的弟子是普寂和义福。普寂(651~739)，蒲州人，性格庄重少言。其禅长于静观，主张凝心人定，住心看净，举心外照，摄心内澄。神秀卒后．中宗让他统率僧众，在当时威望很高，他圆寂之后"．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0，赐号为"大照禅师"，当时称为"七祖"。义福(658~736)，俗姓姜，潞州铜鞘人。其在僧俗中名望甚高，入洛时，士女欢迎填塞了道路。卒后"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赐号"大智禅师"。之后，北宗的影响逐渐被慧能所创的南宗所取代。慧能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坛经》中。《坛经》是南宗的奠基之作，也是唯一称经的中国僧人的述作。慧能之禅，突出心的作用，认为心即是佛，心外无佛。一念清净心即是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气慧能提倡顿悟，以为法无顿渐，悟人顿修。他继承般若思想，强调无念、无忆、无著。慧能的弟子有五十九人也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菏泽神会、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菏泽神会(688~762)是使南宗如日中天的关键人物。他千开元二十年(732)在滑台与北宗的崇远公开辩论，称慧能是五祖的继承人，揭开了南北两宗斗争的序幕，也使南宗获得广泛的同情。"安史之乱"以后，南宗压倒北宗而渐为佛教主潮。神会之禅承嗣慧能顿悟之说，立五方便门（离念门、不动门、显不思议门、诸法正性门、了无异门），也强调知的作用，倡言"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同时也认为无情无性。青原行思(?~740)，吉州人，虽传为慧能弟子，但其禅法却历来记载不详。其弟子石头希迁(700~790)被尊为"湖南主"，青原赞其"角虽多，一麟足矣"，传道风格圆转．有"石头路滑"之称，其禅法和牛头宗比较接近，有《参同契》流传，"受僧肇影响，而且也受道家、道教以及儒家学说影响，它要会通禅宗之南北两家、禅宗与华严、佛学与儒学、佛教与道教的差别"。南岳怀让(677~744)声名虽然不是很大，但其弟子马祖道一(709~788)是势力遍及江西的一代宗师。他的"平常心是道"，将禅宗导向现实生活，而其呵佛骂祖，极具叛逆和创新精神，在禅宗中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汾仰宗、临济宗、杨岐宗黄龙宗均为其脉系。此外，还有四川成都的净众、保唐禅，也依慧能而立宗系。此派创始人是智洗，智洗传处寂，处寂传无相。其禅法一般是先念佛，再作"无忆、无念、莫妄"的开示，最后是坐禅。

佛教的传播在于争取民众，但争取帝王和士大夫尤为重要。故道安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D的名言，名僧与名士的交往传统由来巳久。唐人一面好事功，一面又好隐逸，与高僧交往。韦应物说："夏衣始轻体，游步爱僧居。"气孟浩然说："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吨）这种情趣在士大夫来说是常见的。唐代好佛的士大夫是很多的。《佛法金汤编》中列举出的著名士大夫有：虞世南、褚遂良、萧璃、裴寂、李师政、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褚亮、李百药、颜师古、许敬宗、朱子奢、岑文本、闾丘胤、孙思邈、杜行额、房融、房珛、张说、宋琨、李华、李观、李通玄、颜真卿、齐浴、王维、王缙、元德秀、杜鸿渐、元载、令狐德蔡、王勃、李白、杜甫、韦皋、韩愈、权德舆、李渤、李泌、孟简、梁肃、千颇、李吉甫、武元衡、高崇文、薛华、郑余庆、陆长源、张仲素、白居易、庞蕴、柳宗元、李翱、裴度、庾承宣、刘禹锡、李德裕、万敬儒、吴道子、杜荀鹤、李舟、陆亘、李节、裴肃、裴休、李商隐、吕岩。＠这些著名人物有的有非常虔诚的信仰，有的虽未必是居士，但佛教也在他们的思想或创作中打下清晰的印痕。当然，这里列出的只是一小部分，像杜甫诗中提到的陈子昂、苏晋、李适之、张均等都可以列入其中。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上可以动摇君主，下可以感召百姓。唐代宗起初并不太深信佛教，时宰相王缙、元载等人均好佛，代宗的佞佛和他们的诱导有关：

缙弟兄奉佛，不茹荣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笫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已修缮。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底马，度支具原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王缙所进之言《，佛祖历代通载》记载：

时寇难屡逼，帝浸以为忧。宰相王缙曰："国家庆祚灵长福报所凭，虽多难无足道者。禄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临敌而路，群戎未寇未及战辄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笃意佛道，修祠祀，诏天下官司元捶辱僧尼。禁中讲诵《仁王护国经》，诏命不空三藏重译旧本，帝亲为之序。官不空特进鸿胪卿。

可见，王缙等以因果报应劝导代宗，而代宗又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之时，终千加深了对佛教的信仰。不但君臣之间，而且士大夫之间的影响也很显着。如杨绾、崔涣、裴度对法钦的推崇：

布衣瓦钵与弟子日唯乞食。相国杨绾叹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涣问曰："弟子可出家否？"师曰："出家是大丈夫事，岂将相之所能为？"晋公裴度三十余人。皆问道，行门人礼。

正是三位显贵的推崇，公卿三十余人行门人礼，致使法钦在朝中声名鹊起，扩大了佛教的传播。

杜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上述的许多人都有交往，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受到濡染，也是自然的。

来源：根据鲁克兵著作《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网络公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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