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愤》是唐代诗人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冬在现今重庆市重庆直辖县行政区划云阳县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押微韵。诗写回纥骄横,国家蒙耻,宦官总戎。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忧虑和批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遣愤原文
遣愤
唐代 · 杜甫
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
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
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
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
遣愤注释译文
译文
听说回纥的将官们,还在论功求赏未能尽归。
自从驱除吐蕃收复长安,是什么人又在把持军机?
马蜂蝎子这类东西终究怀着毒水,朝廷应对它们震以雷霆之威。
不能再让回纥的鞭子,把汉臣抽得鲜血湿衣!
翻译
听说回纥的将领,评议功绩还未完全归功。
自从收复了京城,谁又来统帅军事呢?
恶人终究怀有恶意,雷霆可以显示威力。
不要让鞭打流血的残酷场面,再次沾湿汉族官员的衣裳。
大意
我听闻那些花门将领,他们虽声称论功却并未全部归来。
自从收复了京城长安之后,如今究竟是谁在总领军事要务呢?
这些花门将领就如同蜂和虿一样,内心始终怀着歹毒的心思,而朝廷应当像雷霆一样展现出威严,对他们进行震慑。
可千万别让那曾经洒下将士鲜血的土地,再次浸湿汉朝大臣(这里借指唐朝臣子)的衣裳,也就是不要再让国家遭受战乱,让臣子们再为战事伤心了。
注释
①花门:指回纥。“论功”句:指其驻京恃功邀赏事。
②收帝里:指广德元年(763)十一月郭子仪收复长安,十二月代宗由陕州回官。“谁复”句:问又是谁在总管兵马呢?《通鉴》卷二二三载,代宗还京,“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禁兵,权宠无比。”此愤于代宗任用宦官掌军,不专用郭子仪等朝臣。
③蜂虿:蜂与蝎,指毒虫。《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其无谓邾小,蜂蛋有毒,而况国乎?”此以比回纥。雷霆:比帝王之威。贾山《至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此二句言代宗当以自强平乱,不应靠借兵,以自贻后患。
④鞭血地:宝应元年(762)代宗命长子李适(kuò)为天下兵马元帅,李适与率兵来内地助讨史朝义的回纥登里可汗相见,登里轻视唐朝,强迫李适行拜舞礼,随行的唐臣药子昂等反对,回纥将军车鼻遂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等唐臣各鞭一百.魏踞、韦少华当晚死去。((旧唐书·回纥传》、(通鉴》卷二二三)两句意谓应当奋力自强不能再曲容回纥,使这样血的屈辱重演。

遣愤赏析鉴赏
题解
此诗作于永泰元年(765)冬天。为忧国威不振,回纥骄横,人民受苦而作。本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入寇。仆固怀恩中途死于鸣沙。郭子仪利用回纥、吐蕃矛盾,重新联合回纥,以败吐蕃。十月“回纥遺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药葛罗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于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泾州东。”(《通鉴〉)卷二二三)吐蕃虽退,而回纥邀功骄横之势又成。“乙酉,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增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同上)杜甫在云安听到这些消息,无限悲愤。他早就对借兵却敌,后患无穷,深有认识,此诗更联系近年实际,痛说时弊,激烈慷慨。(杜诗镜铨〉批云:“可当奏章,结句几于痛哭流涕。”
这首诗是杜甫的怨愤之作,揭示了他对官场的不满和愤怒。诗中描述了杜甫对功劳未得回报的失望和对权力斗争的愤慨。他抱怨说,他的功绩被承认却未获得应有的回报,自己被调离朝廷,不再担任重要职务。他对阴险的敌人和腐败的政治环境感到忿忿不平,希望天威能够降临,将不义之人清除。
简析
此诗当作于永泰元年(765)冬,时杜甫居云安。诗写回纥骄横,国家蒙耻,宦官总戎。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是杜甫对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忧虑和批评。诗中,“花门将”指的是回纥将领,杜甫质疑他们的功绩是否被公正评价。诗的后半部分,杜甫表达了对国家军事领导缺失的担忧,以及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残酷事件的警告。整首诗语言简练,意境深远,反映了杜甫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赏析
这首诗词通过杜甫对自身遭遇的抱怨,抒发了他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不满。诗人以自身的遭遇投射出整个官场的黑暗,对权力斗争的道德败坏进行谴责。杜甫的诗歌常常带有悲愤的情感,他通过直接而有力的语言表达对社会的期望和诉求。这首诗以愤怒和自责的情绪表达了杜甫对官场腐败的无奈和愤恨,对权势滥用和亲信恶行的愤怒,诗中暗示着诗人对于官场现实的失望和对于所处位置的心灰意冷。同时,诗中呼吁正直和正义,希望能够清除不义,恢复社会的公正和诚信。
这首诗词表达了杜甫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同时也透露出他对正义和公正的期待。杜甫以浓烈的抒情和悲愤之情,展现了他对时局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这首诗词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腐败和无能,对于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利欲熏心的人进行了批判。总的来说,这首诗词既表现了杜甫对个人遭遇的不满,也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
解读
这首诗作于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诗人有感于郭子仪约回纥击败吐蕃之后所作。后世对这首诗认识大致相近,无非是杜甫希望朝廷能够始终如一倚重和信赖国家安危系于一身的郭子仪,使其名实相副,拥有实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干,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再遭受外侮。“言之哀痛,字字披沥,闻者能无动心”“可当奏章,结句几于痛哭流涕。”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败走幽州,幽州主将李怀仙降唐,史朝义被迫自缢,李怀仙斩其首以献唐廷,至此,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但蔓延各地的战火却并未停息。此时各地蕃镇争夺地盘,叛将余孽不时作乱,加上吐蕃外患反复不断。当年七月,吐蕃入寇,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再寇奉天,代宗出奔陕州,吐蕃入长安,郭子仪收集散兵反攻,吐蕃退去。十二月,代宗还长安,吐蕃再陷松、维、保三州。代宗以宦官司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权宠无比。次年,即广德二年(764)九月,由于唐廷内发生内讧,大将仆固怀恩遭到宦官骆奉先陷害,举兵反抗,引吐蕃、回纥寇奉天,为太尉郭子仪所败,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党项等数十万从入扰,其势甚大,十月再次为郭子仪所败,仆固怀恩暴死于鸣沙(今宁夏青铜峡)军中。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平定。代宗听到消息后,遗憾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杜甫这首诗就是为永泰元年之事而作,他的着眼点不在吐蕃,而是在忧虑如何防范助功吐蕃的回纥,因为这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深远的背景,诗人担心朝廷是否用人得当,也是向朝廷进言,意在防患者于未然。在安史之乱时,唐廷多次借助回纥等部平叛,但与此同时,回纥军队入驻中原后,居功自傲,使唐廷上下苦不堪言,而回纥葛勒可汗之子登里可汗即位后,看到唐廷的衰落已势不可挡,自此愈加骄纵,比其父更加为所欲为,肆意杀戮,杜甫就是这种形势下,写下了这首诗。首联“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其义自明。诗人鉴于历年来回纥一系列居功邀赏的行径,如广德元年,册回纥可汗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左右杀(回纥高官名称)以下皆加封赏,然而他们还不满足,由此可见诗人对朝廷过度纵容回纥的做法十分不满。颔联“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为全诗关键所在,也是诗人“遣愤”的原因,蕴含诗人对时政的深切忧虑。“收帝里”本指广德元年吐蕃入长安,被郭子仪带兵反攻而退去,唐君臣还京一事。但又不仅仅如此,郭子仪为唐朝中兴名将,有再造社稷之功,曾屡次收复两京或解除京城之威胁,享有极高声望,无论就其声望或才干,抑或是震慑外邦、确保国家安定的实际需要,全面具体负责总管全国军事力量,郭子仪应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王嗣奭曾在《杜臆》说过:“贬吐蕃者子仪也。子仪身系天下安危,而有事用之,无事弃置,所以西此二虏,轻我中国,公甚惜之。故云:'自收帝里’,'谁总戎机?’恐其又废子仪也。”因此对郭子仪的任用与否,已经不再单单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而事关社稷苍生,尤其是宦官干涉军政大权,早有前车之鉴,其后果实令人堪忧,故全诗在此以设问之句,表达诗人其无限的关注和忧虑。关于颈联历来解读多有不同,有人认为“蜂虿”是指宦官,程元振辈,总戎是指郭子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蜂虿”指回纥,从全诗上下文揣摩,应以第二种说法为准。《左传》:“君无谓邾小,蜂虿有毒,况国乎?”为此典所出。回纥可汗居心叵测,恃功骄横,反复无常,见唐王朝衰势已显,听闻唐皇帝和郭子仪已遭不测,便欲趁火打劫,入寇内陆,一旦郭子义突然出现,则又听命归顺,然仍怀觊觎之心,此正是蜂虿之性,始终毒心不死,唯有时常保持警惕,以雷霆之威而令其慑服也,这也是这首诗所强调深层含义和真正目的所在。尾联是诗人对朝廷用人失当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明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借用回纥兵力以求安定,无异于养痈遗患。朝廷应当以雷霆之威防制回纥,楚雍王李迁僚属被回纥鞭打的羞辱还记忆犹新,前耻未雪,岂能再覆辙。邵博曾评价这首诗:“少陵身在江湖,心在朝迁,长虑却顾,忠愤溢于言表。”《资治通鉴》记载,宝应元年(762)冬十月雍王李适任天下兵马元帅时,当时随员名单包括御史中丞药子昂、左右厢兵马使魏琚、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等人。正当李适满怀善意前往回纥营中会面时,一件意想不到事发生了,史书作如下记载:“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业。琚、少华,一夕而死”。这件事对唐朝君臣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足见回纥骄横无理,见唐朝衰弱、主帅年幼而相侮,置友邦基本礼仪和原则于不顾,居然要唐储君在丧事期间向其跪拜起舞,不遂其愿,便鞭责其随员至死,甚至对雍王李适本人也欲加冒犯,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唐王朝君臣和雍王李适为了求取共同讨伐叛军,强制作出极大的妥协,忍气吞声,但此事对唐王朝上下巨大心灵的伤害和刺激却久久难以磨灭。这也让诗人杜甫认识必须随时对之保持警惕,事隔三年,回纥在数度随吐蕃入寇之后,因郭子仪之约而归顺,唐与回纥再度携手,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鞭血之辱记忆犹新,诗人旧事重提,意在希望朝廷能够倚重贤才,加强戒备,不要自毁长城,以免回纥本性难改,故伎重演,让大唐臣民再次血湿征衣,泪洒心头。因鞭血事件发生地不在塞外,也不在禁中,而是处于黄河岸边的中原大地(河南陕县),故诗人在此以“鞭血地”称之,足见诗人沉痛之极,忧愤难遗,情辞殷殷,读之令人唏嘘不已。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赏析
《遣愤》是杜甫晚年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抒发了他对国家局势动荡、边将专横、朝政失纲的深切愤懑与忧虑。全诗以“闻道”起笔,引出对边将功高不赏、军权重落的现实批判;继而借“蜂虿”“雷霆”比喻边患之险与国威之衰,末联则以血泪之语呼吁勿使忠臣再受屈辱。情感沉郁顿挫,语言凝练含蓄,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一贯风格,也折射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政治现实。
此诗结构严谨,情感层层递进。首联以“闻道”引入,看似客观陈述,实则暗含讽刺——边将立功却“未尽归”,既可能指赏罚不公,也可能暗示其拥兵自重、不肯彻底效命。颔联回顾“收帝里”后的政局变化,指出中央军权旁落,“谁复总戎机”一语,道出藩镇割据、权柄下移的严峻现实。颈联转用比喻,“蜂虿”喻潜藏祸患,“雷霆”喻国家威权,二者对比强烈,凸显朝廷积弱、外患难制的困境。尾联情感达到高潮,“莫令”二字饱含恳切与悲怆,既是对当权者的警示,也是对忠良之士命运的哀悯。“再湿汉臣衣”以形象之语收束,令人动容。全诗语言简劲,寓意深远,充分展现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和深广的家国情怀。
点评
杜甫的《遣愤》聚焦于军事相关局势。诗中听闻花门将论功未归之事,进而思索自收复帝里后谁来总领戎机,以“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等句抒发对敌人潜在威胁的担忧以及期望以雷霆手段震慑敌寇的心愿,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军事形势的深切关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现出诗人心系家国安危的复杂心绪。
首联“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以“闻道”起笔,引出听闻花门将论功未归的消息,点明诗歌所关注的军事相关内容,开启对军事形势的思索,奠定了忧思的情感基调。颔联“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从自收复帝里的情况切入,以设问的方式提出谁来总领戎机的疑问,凸显出诗人对国家军事统帅人选的关切,流露出对当下军事掌控状况的担忧。颈联“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以“蜂虿怀毒”比喻敌人潜藏的威胁,“雷霆震威”表达期望以强大力量震慑敌人的心愿,进一步深化了诗人对局势的担忧与期望扭转局势的心理。尾联“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化用典故,明确表达出坚决不让国土再次遭受创伤的决心,将诗人的忧国之情推向高潮,生动展现出其深厚的家国情怀。

古人注解
鹤注此当是永泰元年作。郭子仪与回纥再盟以破吐蕃,正在此年。
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一]。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二]。蜂虿终怀毒[三],雷霆可震威[四]。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五]。
此为回纥骄横,作诗以遣愤也。回纥方矜功邀赏,而总戎又不得其人,此皆时事之可愤者。今朝廷之上,宜思养毒贻患,急震威以制防之。毋令其再恃军功辱及廷臣也。
[一]李注通鉴:永泰元年十月,郭子仪使白元帅光精骑与回纥将药葛罗,追吐蕃于灵台西原,大破之,又破之于泾州东,于是回纥都禄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疋,府藏空竭,所谓“论功未尽归”也。
[二]王猛辞表:“总督戎机,出纳帝命。”李注吐蕃败去,京师解严。时鱼朝恩统神策军,势寖盛。“谁复总戎机”,盖讽中人典兵,而任子仪之不专也。
[三]左传:“君无谓邾小,蜂虿有毒,况国乎?”通俗文:“长尾为虿,短尾为蝎。”
[四]汉书·贾山传:“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五]左传:齐侯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于慎行曰:初,雍王见回纥可汗于黄河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车鼻遂引药子昂、李进、韦少华、魏琚,各榜捶一百,少华、琚一宿而死。汉臣鞭血,正记此事。张注公追忆回纥助讨朝义时,其肆毒如此。今助讨吐蕃,毋再湿汉臣衣可也。观一再字,可见旧注引汉书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于此无涉。
王嗣奭曰:子仪说花门同逐吐蕃,而论功犹未归去,则其觖望可知。子仪身系天下安危,而有事相之,无事弃置,所以外夷轻视中国,公甚惜之,故云“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回纥毒如蜂虿,若元戎得人,可震以雷霆之威矣。
黄生曰:题云遣愤,愤人主蔽于近幸,不任元戎,而使花门得行其肆横也。总戎,指郭子仪。蜂虿,指程元振辈。望代宗一震雷霆,以去谗佞耳。按:此说稍异,不如杜臆。

遣愤创作背景
黄鹤注:此当是永泰元年(765年)作。郭子仪与回纥再盟以破吐蕃,正在此年。 永泰元年(765年)十月,唐朝借回纥兵共击吐蕃,回纥因功骄横,朝廷赏赐导致府藏空竭。“鞭血地”典故指雍王见回纥可汗时,随从韦少华、魏琚因礼仪之争被鞭打至死的事件。 杜甫当时客居云安,听闻此事后作此诗,表达了对回纥暴行与朝廷决策的忧虑。 此诗常与杜甫的另一首诗作《近闻》并论,有评注认为《遣愤》进一步阐发了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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